汪曾祺的爱情故事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其中的爱情故事，你想知道?
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故事
1 马来侨领施成灿
在作家汪曾祺的生平介绍中很少提到他是华侨的女婿这件事。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我的姑妈，是南洋长大的。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福建长乐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都是长乐人。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她的父亲施成灿自幼跟随我的祖父在南洋闯荡，我祖父在那里是唱戏的。她父亲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日子才逐渐安定并慢慢变得好起来。大哥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决心让弟弟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学有长进，考上了“医士”。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施家的日子进一步变好。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了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
2 与汪曾祺同学的施松卿
我小时候本来在本地读英文学校，我的叔公施成灿不以为然，要求我转学到他的道北镇读中文学校——育智小学。这时，松姑已经回国念书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施松卿小时候的生活很不安定。她跟随着妈妈，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她的小学、中学是在福建老家、马来亚和香港相继读完的。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不久感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这期间得了肺结核病，难以跟上课程，便在一年后转到了生物系，想向医学方向发展，以期有朝一日继承父业。但生物系的课程也不轻松，而这时，她的肺病趋向严重，其时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无奈之下，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重回学校后，施松卿改读西语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施松卿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无法对她给予正常的经济支持，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
3 建设中学的穷情侣
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当汪曾祺在欣赏一大片胡萝卜地所呈现的堆金积玉的美景时，施松卿则兴致勃勃地向农民买来一大把胡萝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萝卜很有特色：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学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驻颜。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不得而知。年轻的汪曾祺觉得，施松卿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的生活也是甜美的。汪曾祺甚至在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在小说《牙疼》一文中，他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
“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纪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短短的一段描写是多么情真意切。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施行)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就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亚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没有交往。两人是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并相爱的。但在此前，汪曾祺有过一次情感挫折。《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后来，朱德熙对妻子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显然，还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联大读书时，施松卿不乏追求者。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73岁生日写下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
著名老作家汪曾祺婚姻生活
从私订终身到喜结良缘
40年代初，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然而地处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却吸引了很多海内外学子。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取道越南历尽千辛万苦也来到这儿学习文学，那时他师从沈从文先生得到不少亲身教诲。
汪曾祺虽然专业成绩优秀，却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西南联大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成绩，尤其是当时教体育的马约翰(后清华大学有名的体育教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幼好文的汪曾祺除了大学一年级体育考试勉强及格外，其他3年均未达到标准，按照学校规定他只能推迟一年到1944年才能结束学业。谁料到了这一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学校又规定凡毕业生必须到当时援华的美军中任一段时间翻译方可拿到毕业证。汪曾祺被分配到陈纳德航空队当翻译，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拒绝了这份工作，于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西南联大。
当时，没有文凭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汪曾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总算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昆明郊外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国文教员，就是在这儿，他与施松卿由校友、同事成为朋友、恋人。
施松卿，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飘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西语系学习。在学校时，她与汪曾祺虽不在同一个系，但因兴趣爱好相投，在一些社团活动中互相认识，交往不多二汪曾祺来建设中学时，施松卿已先于他在这儿任英文教师，两位年轻人因为校友同事的双层关系交往得密切起来，至于怎样成为恋人并私订了终身，汪曾祺先生和师母从未向人说起过，这或许是只有他们俩人才知道的秘密吧。
甜美安宁的书斋生活很快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1946年，在建设中学工作了两年的汪曾祺和施松卿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到了内地。汪曾祺去了上海，经李健吾先生的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言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195O年初夏，汪曾祺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6年的恋爱关系结成了百年之好。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那天，俩人一起去办了手续，然后来到一家小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照，从那张发黄的照片上依稀可以看出汪曾祺当时的生活状况，他穿着一身刚发下的绿军装，眼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每当回忆起结婚这一段，两位老人总要为一个细节争论不休，那就是那天中午他们究竟是在中山公园附近哪一家饭馆吃的面食，时光的流逝早已冲淡了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对老夫妇执拗的争论却仿佛使他们回到了激动人心的青年时代。
风雨岁月中的爱
婚后，汪曾祺随军南下到了武汉，留在汉口斫口区的武汉第一女中任教务副主任。过惯以文为生闲散生活的汪曾祺不习惯武汉的教书生活，尤其是武汉夏天酷暑难耐的热。
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联任职，先在《北京文艺》后调《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部，施松卿则在1952年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50年代的最初几年，汪曾祺夫妻团聚在一起并有了安定稳固的收入，3个孩子也活泼可爱，一个温暖的小家过得充实而幸福。
很快，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使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58年，汪曾祺被送到张家口一个农科所果园去进行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施松卿仍在单位上班无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个人枯坐在家中良久，当意识到妻子真的无法前来送行时，他才无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门前，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匆匆拿起笔留下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松卿，等我4年!”再没有比这样的叮嘱更执著、更信赖的了，施松卿下班回来，站在空荡荡没有了汪曾祺的家里读着那张令她肝肠寸断的字条，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等你，一定等你回来。”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内乱结束，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论面对多么大的政治压力，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坚决不离婚，为此她吃的苦经受的折磨都是不堪回首的。每谈及此，汪曾祺老人都特别激动，看得出，他从内心感激妻子在动乱年代给予的最真诚的信任和帮助，对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内疚，因此，他不只一次地对人说：“我这辈子----80年代起，他的创作又呈现鼎盛时期。《受戒》、《大淖记事》、《职业》等作品纷纷为文坛称道，同时，年届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评论等领域笔耕不辍，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施松卿退休后，虽忙于编译却大部分时间充当了汪曾祺创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也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可能在生命的黄昏期再次爆发再次闪烁。
在读书写书之余，汪曾祺酷爱作画写字，并经常下厨烹调，而举凡接待客人、寄信采购、收拾碗筷等杂事大都落到施松卿身上。由于家中没有保姆，家务事大多由施松卿安排处理，遇上汪曾祺外出参加活动、讲学、交游，她便陪同照顾。
汪老夫妇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里，唯一始终争执不休的话题就是酒。随着年岁的增长，饮酒对身体的害处越来越明显，戒酒成了汪师母及全家的艰巨任务，而汪老酷爱酒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在宴会上喝，而且到小酒馆里喝。有时甚至在厨房里偷偷地喝料酒，或者趁师母外出时偷偷买酒喝。我在他们家吃饭时，就常看见汪老趁师母不注意时，偷偷喝酒的情景。为此，师母同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酒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95年初，汪老因肠疝气手术住院，检查中发现由于长期饮酒导致肝功能异常甚至有局部硬化的可能，在医生的劝诫下，汪老才下决心戒了酒。汪老病刚好，师母又病倒了，她患的是轻度脑血栓，两次入院急坏了汪老，师母为人豁达善良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仪表不凡，曾被女作家铁凝称为“伊丽莎白女皇”，本文写作之际，老人正颐养于病榻之上，我衷心希望“伊丽莎白女皇”早日康复，与汪老共度美好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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