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小说文体语言的创造与演变
一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如同漫步在诗意的梦境中，其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直接铺陈，而是采用诗意化的语言向你娓娓道来，让你在平和的阅读情境中去产生联想，顺着作品故事情节的缓缓展开，读者被不由自主地带进梦幻般的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出现，最终演绎的却是别样的人生，结果，在与读者巨大的心里反差之下，普通而又平和的故事情节在顺畅的节奏进行中突然嘠然而止，得出一个与读者的期望值十分相悖的结论，读者突然在这一转变中一下子从故事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回到有违伦理的现实，但故事到这还未结束，生命个体所演绎的超乎常规的做法让读者深思，读者也会随之以一种宽容、理性的方式去促成这一故事结局的圆满。因此，汪曾祺小说故事情节的离奇，结局的圆满让读者读完后并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反而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读者在面对落差巨大的故事情节时才有波澜不惊的平和心态。如果说汪曾祺那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使其小说新意百出，还不如说成是他诗意般的抒情语言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衔接呢，因为优美的语言使读者不断地去产生联想，联想的结果便是对其小说的再创造。
小说一般采用的是叙述语言，而在其小说中多处使用了富含乡土气息的方言词，特别是他在描写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时，那独特的词语就如同一个个跳动着的语符，让呆板的故事情节鲜活起来，人物也更加有神气。汪曾祺还善于将成语与与当地方言结合起来，锤炼出许多四字句，这些四字句比自然状态的口语更为简洁、更加传神。虽然四字句与叙事语言所采用的散句格格不入，但善于将语言与故事情节的叙述相契合的汪曾祺在此方面还是独具匠心的。这些句子的使用，易于让读者游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安抚了读者那脆弱的心灵，不因愤愤不平的结局而恼怒。不论是在写人还是在叙事、写景方面，汪曾祺都用独特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不一样的联想空间和别样的风景。我们认为文学语言在于传达审美情感，突出语言自身的美感形式。语言自身的美感形式表现在于汉语一字一词一意义，排列整齐。
多处使用的诗歌语言在句式上平仄错落，有明显的节奏感，因而，他的小说语言看似零散，但在节奏上还是一样的整齐划一，造成形散而意不乱的匀称感。并且，尤其在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中，他还广泛地运用了比喻和典故，比喻的运用扩大了读者的联想空间，从而让他在叙述和描写过程中传达出一种细腻的感触与情趣。如，他在形容挑夫们吃饭时的状态是打一个滚就吞下去了，这种描写方法不禁令人产生联想，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是用滚石来使稻谷脱落的，作者借用滚石脱落稻谷的方式来描写挑夫们的动作神情。作者在平时生活中的细腻体验只用一句简单的与众不同的描写句便不得不让读者折服，如果有不知情的读者还以为这句话是作者的独特创造呢。其实，那只是作者在平时的湘西生活中体验得出的体会。作者在其小说中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审美的语言结构，用语言来表达他的内在情感，而读者则可以通过这种文学语言来体会故事中人物那丰富的情感世界。作者在其小说中所设置的这样一些语言结构则诉诸于读者的直觉和构造图景中。如作者在其多部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去描写自然之景，而非一开始就直奔故事的主题，作者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一开始就调动了读者的思维和感官，会在平和感和力量感中顺着自然之景的游走去寻找故事中人物的活动状态，使人物变得鲜活起来。文章的整个结构也就呈现出跳跃式的发展状态。文学文本的构成就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表达，而构成文学文本的语言就是作者审美情感的直接表达。作者的审美情感诉诸在文字上，反之也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的心里活动，既调动读者的直觉、情感、想象和理解这四个要素。
汪曾祺在其小说中所构成的一个个可知觉的形象其实并非是经过概念思维的直觉感悟，而是一种直接的呈现。所以说，作者在其小说中开头的那些景物描写并非是作者刻意的创造，而是作者借助于独特的语言这一工具，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从而促进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文本也就在读者的脑海里实现了再创造。如，在《大淖记事》这部小说里，作者分别描写了大淖的南岸、东岸和西岸人的生存状态，十一子不顾管教甚严、明哲保身、处事本分的老锡匠的告诫，竟然主动去找“有伤风化”的东头那边人家的闺女。这一勇敢的尝试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错误的，但读者们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作者从故事一开始所描写的那些自然之景并不能说明什么，读者反而会顺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展开联想，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文体的创造，语言是基础，而文体的语言与结构的融合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一大隐藏着的亮点。对不同景物的描写，反衬与对比的修辞手法是通过语言这一有效手段来加以解决的。其小说里所采用的对话体、诗意化的描写方式，使得文章中的段落与段落之间衔接的更加紧凑，这种衔接是意义层面上的，从而使文章造成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诗意化的结构体式。这种体式使读者在阅读汪曾祺的小说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审美情趣。审美在于审形式和语言，读者因此在读汪曾祺的小说时会始终以一颗平和的心去看待情节的发展。在他的小说里，事件、环境构成了其小说中的情境，即小说中的某些情况是触及、引发读者情感的动因，而在对这些事件、环境的叙述及描写过程中，独特而又富含生活气息的语言则直接触发了对这些事件和环境的联想。
二
“诗意”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层次的形而上的层面，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小说的叙事片段和环境描写处处展现出诗的意象性特征，包含了隐喻性的生活图像构成的这种小说“意象”传达出了梦幻般的意蕴。汪曾祺的小说，其意象有如下几类：一类是白描性的意象，主要是直接写出人物经历的事件和情境，其本身并没有多少暗示性的意义。另一类主要是比喻和象征性色彩较为浓厚的隐性意象。
比喻主要是在事物之间寻找相似性，把不同性质的东西置放在一起，以显示出不同事物遮蔽的相似性；在他的小说中，作者总是不露声色地透露出事物的两种隐性状态和生命个体隐性的生存方式，从中挖掘出事物的本原意义和个体生命的原始性格，以此来组织语言，带给读者一种清新的视角。象征则超越了事物的形态和其意义的本身，是指形而上地来表达一种抽象的意义，同时用来表达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在他的小说里，其描写的事物的象征义主要是在语言的引申义上构成的，作者将其难以表述的物象叠加在语言之上，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意味和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使作者在波澜不惊中与作品里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这些不间断的意象给读者带来梦幻般的感情，读者的思维也因此与现实渐行渐远，随着情节的深化，梦想终究被现实背叛，留下了梦与现实分离的结局。
作者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童年及少年的湘西生活锻炼了作者的性情。在其作品中，对往事的念想，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流连和对民俗风物的眷恋，凸显出作者的恋旧情结，只不过作者在其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描述出来，而是隐性地借助于他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经历来表达作者自身的恋想，因而读者也不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来。“诗意”是心灵所归，它只能靠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因为那需要想象。作者在其小说里把社会之思化作自然之景的游走，观赏、惊叹、顿悟之中，去探求人的本原和生活中人们习见而又易忽视的细节，描摹出在绝尘弃世的自然净土中的沉重与轻松。
因而，他的小说总是那么简洁、精炼，小说里的语句往往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浓缩着某种信息，需要读者积极调动自己的知识贮备、阅读经验、人生体验，才能参与进来，在联想、体味和思考中破译其中的“信息”，领悟出其梦境中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其小说中重视意境的营造，擅长营造诗意般的悠闲境界，且用笔极为简约、清淡；正因为如此，其小说的故事性逐渐淡化，叙述更加随意自由，寓意色彩更加鲜明，结构更具有组合性，往往直接展示和呈现故事里人物那复杂、矛盾的心境。如，作者在描写大淖人的生活情态是按照民间最质朴淳厚的生活原则为人处世，在宽容、友爱和无欺的民风的熏陶下，大淖人敢爱敢恨，他们的物质生活虽很匮乏，但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自由和快乐，他们敢于承担生活的重负，不惧暴力的威胁，没有拘束的自由活动。该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原生态生活方式正是作者的内心渴望。诗意化的自然环境和牧歌式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大淖人那优美、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也使读者在感悟中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但作者在其几篇小说里，故事的结局总是那麽不太圆满，总是以残缺的形式表现出与现实的矛盾，作者非但不逃避这种残缺感，反而以一种温情的'笔触写出了他对正常的生活状态的渴望。与沈从文先生“致力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理念不同，汪曾祺却在此表现出其矛盾的两方面，他笔下的人物生存状态既是违反社会普遍习俗的，又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法则的。作者在此并不故意避开有缺陷的人生，也没有提供一种机会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促成有残缺的人的命运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圆满，而是在矛盾中展现出个体那本真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笔下，和尚明海与小英子可以结合；大淖东头挑夫的媳妇们可以从二夫，……。这种看似有违伦理道德的不雅之事在作者看来却都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法则的。在这一点上，作者也拿出一种温情和仁爱，去呵护那些有残缺心灵的人。如巧云失身后未选择去寻死；十一子被致残但终与巧云结合，……残缺的完美，梦与现实的分离，在作者看来，都是人们最本原的生活方式。
通读汪曾祺的小说过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笔下那纯粹的审美情境只是一种梦幻美景，它不利于俗世的生存方式；在纯净的审美梦幻与现实的生存方式之间，在理想的人生梦境与世俗的人生现实之间，人生本来就是一段矛盾的旅程。总之，从作品的本身来看，当各色的现代形态小说纷纷放弃了小说的审美追求时汪曾祺的小说却决计打捞潜于人的内心的诗意，并将对故事的叙事置于湘西这一文化语境之中，在梦幻般的情境中去追忆原始的自然生活；通过现实生活对原始生活状态的冲击来说明：一个健康和完美的人生永远都是乌托邦想象，真实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必须要经历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
三
汪曾祺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始终以冷静的叙述契合着那本色的乡土人生，把作品的审美意蕴和结构安排以及表达技巧融入那诗意般的表述里。他善于把文字、语言作为叙事的载体，超越了现实的时空轨道，利用读者的想象去塑造形象，补偿了文字叙述的审美表现力较弱的特点，使人物形象在读者思维的游离中获得浮雕感和质感，从而使词语的意义范围倍增，作者那飘忽、朦胧的情绪也就有了可触可感的质地，本原的美、形象的美和朦胧的美交错迷离。作者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总是用温情的笔墨，冷静记录出故事的原生态，不对事件发表任何个人的主观看法，而是在事件的末尾留下飘忽不定的答案，让读者设身处地去思考，这样，作者就将叙述的自由和读者想象的巨大空间很好的融合起来，保持了场景和形象描写的完整性，作品的结构在作者的安排下也显得交错有致、变动自如。
品读汪曾祺不同时期的小说，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既有对人物生存状态的写实性描摹，又有对人生理想追求的抒情性想象。在梦幻般的抒情想象中总是不时地展现出现实生活中残缺人生的另一面，促成了梦与现实的分离。梦与现实分离的最后结论是：回归本原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残缺的完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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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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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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