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文天祥、岳飞等人绝非今日英雄

时间:2024-09-17 21:12:57 文天祥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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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文天祥、岳飞等人绝非今日英雄

  引导语:文天祥、岳飞等人为何被认为绝非今日英雄?我们通过下文的7个案例来了解。

  卫青、霍去病、冉闵、陆秀夫、文天祥、岳飞、夏完淳等等为守卫民族大业而杀身成仁的所谓“英雄”向来不绝于史。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缺少“英雄”的民族,但究竟何者为‘英’,何者为‘雄’,实在不得不慎重作答。据刘向之《人物志》所载:花草之精粹优秀者为英,禽兽之出类拔萃者为雄;所以,人类中之文才武功优异超众者,由此而命名。因此,聪慧明智超出众人,谓之英;胆识力量超过众人,谓之雄。此是自其中大体分类而命名。如果比较其分数多少,则必须相辅相成,各按二分计算,取得另外之一分,然后才能成全。何以如此说?聪慧明智者,是英才之分数,若不得雄才之胆识,则其言辞不能得以被人接受;有胆识力量者,雄才之分数,若不得英才之智慧,则其所做之事难以成立。

  因此,英才凭其聪慧谋划于初,凭其明智而寻找机会,依赖雄才之胆识而行动;雄才凭其力量使众人服从,凭其勇气排除困难,依赖英才之智慧而成就其事;(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后成养功。)如此之后方能对其所擅长者有所助益。

  如果凭聪慧能够谋划于初,而明智不能寻找机会,则可以坐论其道,而不可以处理具体事务。(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应变之能为。)

  聪慧能够谋划于初,明智能够寻找机会,而勇气不能使之行动,可以遵循常道,而不可以思虑应变之事。(力虽绝群,胆雄不决,何先锋之能为。)

  如果力量能够超过众人,而勇气不能使之行动,可以成为出力之人,不可以作为捷足先登者。力量能够超过众人,勇气能够使之行动,而智慧不能决断事务,可以成为捷足先登者,不足以成为将帅。一定要聪慧能够谋划于初,明智能够寻找机会,胆识能够决断疑难,然后可以成为英才,张良便是此类之人。胆气力量超过众人,勇气能够使之行动,智慧足以决断事务,方可以成为雄才,韩信便是此类之人。(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

  人之本体与所得分数本自不同,只以分数多少设立名目,所以,英才与雄才之名目不同,然而皆为独擅其一之偏材,可以任用为臣子。因此,英才可以任用为宰相,雄才可以任用为将帅。如果一人之身,兼有英才与雄才之长处,则能为当世之尊长。以古量之,曹、刘、孙便是此类;以今量之,则陈独秀、孙中山、周恩来即是此类。

  具体的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是聪明秀出、武略奇绝、文采茂盛、胆力过人,且兼弘思远益,应权通变,而只是一味的见义勇为或不识时务,就被周围环境冠以‘英雄’二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并无真正的英雄豪杰。没有英雄豪杰,却还拿“英雄的标准不能强行统一,个人有个人心目中的英雄”来做借口,遂使华夏的苦难一日甚于一日。

  以丹阳的愚见,从古至今出了无数的所谓“民族英雄”,他们在国家民族陷于沦亡危难之时,敢于站出来力挽狂澜,牺牲自我,即使失败了,也照样桀骜群敌,不屈不抗,在敌难中从容而亡。但时隔千载,他们还到底配不配被称作“中国脊梁”,的确值得商榷。在此列举二个: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汉族,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末军事战略家、忠贞的爱国者,民族英雄。1638年,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76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有军官向孙承宗勒索金银,孙承宗大骂:“狗臊奴,不知道天朝有个没有金银的孙阁老?”清兵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看守的清兵不忍孙承宗自尽,从梁上救下三次。到伴晚,清兵换防,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6个儿子、2个侄子,12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40余人遇难,孙承宗死后(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号文忠。

  李定国:(1620年—1663年),字鸿远,小号一纯。这个南明乃至中华历史上的绝代名将之一,他的一生,只能用悲恨相续,鞠躬尽瘁八个字来形容,他十岁便投身于明末起义首领张献忠。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与南明永历朝合作,从此李定国便成为南明的军事领袖之一,屡破清军,连杀满清四大汉奸王之首的孔有德和满族敬谨亲王尼堪,当时天下皆称他“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实在是万历以来中华对外族战争之从所未有的胜利,可惜的是,他的战功遭到了同为大西军出身,又同为南明军事领袖的孙可望嫉妒,最终孙可望投降了满清,被封为王,将南明军的虚实尽数告诉了另一个大汉奸洪承畴,最终李定国被迫退向缅甸,而他一生最好的两个兄弟,白文选,在万般无奈下,投降了清廷,刘文秀,则在之前抱憾病死,不久又传来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李定国,这位南明最后一根支柱,终于病倒了。临终之际,他对儿子说:“宁可死于荒野,也不可投降。”一代名将如此客死异乡,不禁令人动容。

  由此而论,孙承宗、李定国、岳飞以及文天祥之流,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算作‘民族英雄’了,然而时过境迁,后世的统治者、权谋家为了能够包容异族,扩大疆土,维护稳定,只轻描淡写一句:“各民族合同为一家,我们要坚持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那么之前被孙承宗、李定国等等民族英雄所抗击的异族,现在倒成了一家人,当初他们的誓死抵抗、无畏无惧,反而显得迂腐和狭隘。如此一来,民族英雄不是被后继的帝王将相与及历史的大潮所颠覆了吗?既然现在可以合同为一家,当初为什么不合同为一家?

  理由很简单,在当初被所谓的‘异族’入侵时,如果官方倡导天下一家,互相包容,统治阶级的政权不就要拱手相让了吗?至于日后革故鼎新,新帝登位,先前之异族已被‘外儒内法’的文明所汉化,尤为重要的是既定之格局已成,人心已服,谁愿再大动干戈?!这时如果宣扬‘四海一家’的论调,统治阶级又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扩大疆域,收降异类,以为己用。

  如此看来,历代统治阶级推崇“民族英雄”,让百姓时时刻刻以身仿效,而却在“英雄标准”(官方)大讨论中,刻意回避曹操、刘备、孙权、孙中山、陈独秀这类重修宇内,再造乾坤的真正英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百姓帮助他们守卫政权,而千万不要褫夺他们的地位啊!

  案例一:

  王士珍道:“您能够夺取现今的权位,除了我的精心谋划和您的天资卓异之外,实在是由于孙逸仙博士的谦逊礼让。而您在现今的官方教材里却对他提及甚少,反而对郑成功、史可法、秦良玉、王聪这类民族英雄大书特书,为什么呢?”

  袁世凯:“原因是孙中山不仅是民族英雄,也是造反人物。大力夸赞他,等于这样告诉老百姓:‘当我们的政府暴虐无道时,我们推翻它是合理合法的。’这将不利于我们维护稳定。而宣传郑成功、秦良玉、王聪、史可法这类人物,有利于激发大众保卫民族,抗击外侮的情节,可以间接维护我们的政权。”

  另一种说法是:

  汤芗铭说:“湖南湘学界里的教材不宜大肆歌颂乱世英雄。应该多表扬‘杀身守节’的民族英雄。”

  副官道:“为什么呢?”

  汤芗铭道:“以现在混沌不堪的状况,越是歌颂乱世英雄对我们的维稳工作越不利。而杀身守节的民族英雄,大都是严厉正直、刚正不阿,清高耿介,廉洁奉公,却拘泥死板,鼠目寸光,徒效犬忠,不懂变通之人。这种人是常见的12种偏才之中最为愚笨的。大力夸赞他们,将有利于弱化百姓的智商,并将他们的思维管状化、简单化!”

  案例二:

  晋惠帝在位十四年,驾崩,他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被立为皇帝[司马炽字丰度,就是晋怀帝],定都长安,后被刘聪杀死,国内大乱。面对黎、傣、羌、苗、土、鲜卑等近十个异族轮番入侵中原的情势,晋国代表司马衷发表政治宣言道:“‘五胡乱华’破坏了三国之乱后的国际新秩序,更是对大晋统一三国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中原大地是大晋的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大晋政府和子民绝不会退让半步。谁敢挑衅中华民族尊严、威信都将是一场沉重的灾难!繁荣强盛的中国和善良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以无比豪迈的胸怀激情高举旗帜奋勇前进!一切敢于挑衅我们主权尊严的敌寇只能是自取灭亡!”

  言毕,大晋灭亡。又经宋、齐、梁、陈四代,并入于隋。

  隋帝杨坚上台后表示:“大汉与黎、傣、羌、苗、土等少数民族合同为一家,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大隋解决民族的问题的政策,在大隋的典律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隋法》规定:‘大隋政府统治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大隋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案例三:

  公元350年前后,冉闵歼灭数十万后赵胡军,推翻后赵王朝,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杀胡人复仇,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亦即拿着冉闵的敕令诛杀胡人)

  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甚至远在陇西的麻秋收到冉闵的“讨胡檄文”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应,因为陇西胡人太多,呆不住脚,麻秋带领部下斩关向东出关中投靠冉闵,中途与胡人王朗干了一仗,杀朗部胡人数千,后被氐酋蒲洪捉了去。)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

  《晋纪》:“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

  于是冉闵在当时成为被众多汉人追捧的民族英雄。

  越明年,冉闵败于鲜卑贵族之手。燕将慕容恪捉到冉闵后,献与前燕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

  半个世纪过去了,隋炀帝复又与虞世基重温这段历史,抚掌大笑道:“前面的民族英雄,不过是白白为我增加人口和疆土罢了!到了我这个时代,鲜卑、诸氐、羌都已经合同为一家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都是我的奴隶而已!”

  虞世基道:“所以说为了巩固现在的政局,令百姓能在外侮袭来之际不计生死的为我们作战,我们应该多歌颂冉闵这类人!”

  另一种说法是:

  谋士道:“异族人也是人,没必要赶尽杀绝。希望大王为‘冉魏’王朝积些阴德。”

  冉闵道:“不杀尽胡人,不足以显示我的民族气节!”

  谋士道:“这不符合‘上兵伐谋’的战略啊!我恐怕以后异族宁肯战死也不会投降了。关外还有鲜卑族人15万,一旦发生动乱,以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应付。况且中国历史上的‘族群’现象,一直以兼收并蓄为外在表现,而以帝王之术和成王败寇为内在性质。假使我们失败了,而令鲜卑族人得逞一时,那么百年之后,鲜卑族人也不过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罢了。您自己屠杀自己人,后世的人又会怎么看待您的所谓‘民族气节’呢?请您多从战略方面考虑,放弃不切实际的极端想法!”

  冉闵不听从,终被燕将所擒杀。

  迄今为止,冉闵仍是汉族学者心目中的英雄,而为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恶魔。

  以自己的亲族遭受千刀万剐、自己所缔造的政权灰飞烟灭、自己所寄居的身躯万劫不复的代价,仅仅换来了后世帝王家一句“各民族合同为一家,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携手并进”的政治口号和民间百姓们毁誉参半的评价,到底值得吗?

  案例四:

  汉元光六年(前129)春,卫青以车骑将军率万骑出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击匈奴,进至龙城(今内蒙古东、西乌珠穆沁旗境),斩获700人,受爵关内侯。元朔元年(前128)秋,率3万骑出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境)反击匈奴,斩获数千。二年春,与将军李息等领兵出云中(今呼和浩特西南),向西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西北),再折向南,围歼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斩获数千,取得河南地(今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开辟其后出击匈奴单于本部的基地,受封长平侯。五年春,率骑兵3万出高阙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俘获1.5万人,拜大将军,统领众将。六年春、夏,两次率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击漠南单于大本营,歼万余人(见河南漠南之战)。元狩四年(前119)春,率4将军、5万骑出定襄奔袭匈奴,击溃单于本部,追至窴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烧匈奴积粟而还。是役斩获近两万人,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见漠北之战)。因功与霍去病并为大司马。

  卫青一生七次率兵击匈奴。用兵敢于深入,奇正兼擅;为将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作战常奋勇争先,将士皆愿为其效力;处世谨慎,奉法守职。

  后世为诗赞之曰:“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虎剑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二百多年以后,汉室倾颓,天下三分。蜀将卫平以太祖亲族多为匈奴所杀为由,欲诛蒙古族将领觇惜。

  诸葛亮劝阻道:“卫平、觇惜都是我的将领,都为蜀汉立过大功,理应合同为一家。匈奴族与汉族在我眼里没什么区别,只要能蜀汉建功立业,都可以官居显爵!南蛮族才是异族!”

  后诸葛亮三征南蛮,收服孟获,也便不再把南蛮当做异族。反而礼敬如兄,仿佛真的亲似一家。

  奇怪的是,北魏人民、东吴人民与蜀汉人民一样,大体均为汉族,却被诸葛丞相视为异类一般。

  所以说国家没有固定的异族,没有固定的同胞,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英雄,一切不过是全看帝王将相的政治需要罢了。

  案例五:

  绍兴十年(1140年)夏,金人撕毁和约南侵,岳飞奋起抗战,大破金兵于蔡州、陈州、颖州,郑州、西京、蒿州、许州、孟州、卫州、怀州、郾城等地,并在顺昌、郾城大捷中粉碎了金“拐子马”、“铁浮图”不可战胜的神话,朱仙镇大捷,威振敌胆、金兀术叹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当岳飞所向披靡,抗金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于绍兴十年七月十七日连下十二道金牌, 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二十四日, 秦桧为剪除和谈障碍,指使万俟莴上章诬篾一贯主战的岳飞“谋反”,收买王俊作假证,十月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关进杭州大理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和张宪诬害,岳飞宁死不屈,临邢前挥笔写下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诚然是慷慨悲歌,令人万分悲恸。

  然而在我们觉得岳飞可怜、可叹、可悲之余,笔者也不免觉得有些可惜。

  以赵宋“处之师相之尊,委以国柄之重。世济其恶,真凶悖之贾充。谋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的罪恶,“不学无识,舞术弄权。夸浒黄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绩。承君之宠,如彼之专。贪天之功,确乎不拔”的蠢笨,“借官爵以总宝货,苛条法以苦贤才。夺土田而无地可耕,变关会而物价溢涌”的贪婪,能比雄略非常的完颜兀毒好到哪去?

  岳飞与完颜兀毒为何不能联起手来,杀出个清平世道?!那时,不也能封妻荫子,名留青史吗?!

  惟是,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儒家系统总试图这样告诉我们:每当异族入侵,必然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大肆屠戮,直至万里山河沦为焦土才肯罢休。

  所以忽必烈取江南,不杀一人;多尔衮攻南明,礼贤下士等等故事,都应该是假的。只有嘉定三屠、扬州五日之类的事件更容易让我们相信。

  古语说:“宋亡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诚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由于满蒙的入侵,的确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无法修补的断层,给汉族百姓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灾难。但是这灾难之中,也不乏统治阶级为保社稷,迫不得已的举贤任能,从而带来的些许生机——郝经、窦默、姚枢、刘侃四书记,有作为于天下,冀凭兢兢业业,致三十载太平;康乾盛世,虽属政治高压下的浮夸时代,亦得岳起、汤斌、陆陇其、周培公、姚启圣等贤才近百人,禄泽一方。

  然而在汉族统治下的唐宪宗时期,根据《天灾人祸》列表的记载,仅仅十年的功夫,全国人口锐减一半!

  那1400余万百姓被唐宪宗变到哪里去了,实在不得而知!

  本民族存在的帝王之术、申商之术、壹民理论、胜民法则,其破坏力实在可以与外族入侵等量齐观,甚至更强亦未可料!!

  案例六:

  德佑元年(1275)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

  元军为了减少己方损伤,加上敬重张世杰、文天祥的为人,遂改用攻心战和诱降计。张世杰过去曾是张弘范父亲张柔手下的军士,其时外甥韩新还在元军中。张弘范派韩新到宋营,要他以做过万户府的经历劝舅父归降。对富贵荣华的引诱,张世杰不理不睬,意志坚定。到第三次来劝降时已忍无可忍,用手指着韩新的鼻子怒骂:“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羞愧得韩新无地自容,悻悻而去。

  张弘范又转到文天祥身上打主意,企图一箭双雕,既诱使文天祥归降,又利用文丞相在宋军中的威望,瓦解宋军。他派李恒劝文天祥修书给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但文天祥不写,并义正辞严地说:“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一定要他写,就愤然拿起叫他修降书的纸笔,把被押在船上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所作那首流芳人间的诗歌《七律·过零丁洋》写了出来: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张弘范看了只得苦笑而止,称“好人好诗”。张弘范接过诗中“照汗青”的话题说:“国亡了,您舍身为忠孝,但谁为您记人史册?”文天祥回答:“商朝灭亡了,它的臣子夷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朝的粮食,当为臣子的各尽忠心,哪里管他记还是不记!”张弘范顿时肃然起敬。元军又在船上大声向宋方士民喊话,说你们的陈宜中丞相潜逃(指1277年十一月陈宜中到占城不返),文天祥丞相被俘,不投降还待何时!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宋阵不受益惑,士民无人叛变,终日坚守不动,元军也无计可施。

  此一役,双方死伤兵卒近15万,尸血横江。身为有识之士,不设身处地的衡量敌我双方领袖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与及双方各自想要推行的政治制度,反而单一的去看对方是否异族。我华夏正因为有文天祥似的人物,才使得改朝换代与民族融合之时,死伤枕藉!

  无怪乎新学社的徐东先生要发表感慨:

  双龙鏖战气玄黄,

  征夫僵立映碧苍。

  早知族群归一处,

  何必当初血染江!

  案例七:

  袁崇焕(1584.4.28-1630.8.16),明末杰出军事家,抵抗后金英雄、爱国将领。字元素,号自如。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人。祖籍广东东莞。曾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蓟辽督师等。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中三甲第四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喜欢研究兵法,常向退伍老卒了解东北边塞情况。

  天启二年(1622)入京朝觐,升任兵部主事。单骑赴山海关考察关内外形势,自请守辽抗金,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组织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城堡,招练兵马。天启四年再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督率军民修缮边镇,开疆拓土。天启五年十月,抵制辽东经略高第之命,拒绝将军队撤译关内,率部留守宁远。升山东按察使。次年挫败努尔哈赤所率后金劲旅,获宁远大捷,一炮轰死一代天骄努尔哈赤。改任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兼兵部侍郎,收复高第所弃关外所有故土。天启七年苦战宁远、锦州,击退皇态极所率后金大军十八万。因受宦官魏忠贤党徒诬陷,辞官归。崇祯元年(1628)起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次年斩杀皮岛守将,大汉奸毛文龙。在任辽事期间曾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阻止后金军南下。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开袁崇焕在辽西的防线进攻北京。袁崇焕闻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获广渠门、左安门大捷,以九百铁骑大破八旗军20万,力解京师之危。但昏君崇祯帝听信谗言,昏君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以为袁勾结后金,引敌胁和被逮下诏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以谋逆罪磔死。其尸身被百姓所食。袁崇焕被冤杀后,明朝军队离心离德,再没人为崇祯这个昏君效力,纷纷投向清朝,明朝很快就灭亡了。其部下佘义士夜窃其尸葬于今北京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即原广东义园,并为其世代守墓至今已传十七代。清初设馆修《明史》时,冤情方大白。袁崇焕被后代历史学家阎崇年誉为“明朝第一将军”。

  袁崇焕没搞明白的是,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汉族,还是粗野鄙陋的异族,在入主中原初期都会兢兢业业,修德律己,躬行卑政。到了中后期,也一样会妄行不法、贪腐、蠹政害民。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把大明朝与大清朝的皇帝一个个的对比一下,就知道其实都是半斤八两。早知道无论谁登位九五,对天下生民都是专制独裁,还不如索性找个“开明专制”的君主!

  在如今已是满汉一家的时代,袁崇焕宁肯千刀万剐,也不受降的意义又体现在哪了呢?

  假使皇太极、多尔衮入关之初,想要推行一种比南明更腐朽的政治制度,袁崇焕的宁死不降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积极意义,可以鼓励万千百姓反抗强压于自身之上的且极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问题是,皇太极、多尔衮是打着践行《四顺》、《十一经》的治国理念来的。

  何谓四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译为: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何谓十一经? 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译为: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而且在多尔衮统治中原初期,出于收揽人心、维护稳定的政治目的,他也的确是按照‘四顺’、‘十一经’中的妙谛来装孙子的。而南明的几个末代皇帝连孙子都懒得装。所以袁崇焕的反抗显然不合情理,也谈不上大义凛然。充其量是书呆子的做法。

  文天祥——宋末三杰之一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1-2] 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美如玉,眉清目秀,观物炯炯有神。在孩提时,看见学宫中所祭祀的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的画像,谥号都为“忠”,即为此高兴,羡慕不已。说:“如果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二十岁即考取进士,在集英殿答对论策。当时宋理宗在位已很久,治理政事渐渐怠惰,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其文章有一万多字,没有写草稿,一气写完。宋理宗皇帝亲自选拔他为第一名。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起用为荆湖南路提刑。因此见到了原来的宰相江万里。江万里平素就对文天祥的志向、气节感到惊奇,同他谈到国事,神色忧伤地说:“我老了,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我看到的人很多,担任治理国家的责任,不就是在你吗?望你努力。”

  文天祥给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虽然他在文学研究上除了《御试策—道》这篇哲学专著外,再无其它专题研究或专著,这是由于当是的环境不允许他坐下来进行专题研究所致,除对策、封事等外,他在百忙中不却友人之所托,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包括序言、墓志铭,寿序、赞、颂、祝辞、书、启、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此外,诗、词最多,除了《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外,还有《集杜诗》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词等。这是最有价值的著作,称之为史诗。此外还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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