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词中大鹏的形象

时间：2024-10-09 21:10:26 辛弃疾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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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词中大鹏的形象

　　辛弃疾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蕴显得尤为喜好。下文试图以辛弃疾词篇创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为线索，探讨其对于庄子笔下“大鹏”意蕴的继承与阐发。

辛弃疾词中大鹏的形象

　　一

　　辛弃疾不仅以其壮声英慨震动当时，而且也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别树一帜，流绪扬波于千秋词林。其词风满腔豪情，以如椽健笔，抚时感事，发风雷之音，抒磊落之怀，与当时很多南宋词人“为云痴月倦之词”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辛弃疾在深入到具体创作时，为了能够在有限的空间舒展出无限的意象，更是使用了丰富的典故，使其词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更上一阶。辛弃疾博学多闻，用典信手拈来,触处生春，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他常在词作中托古讽今，借助历史人物与事件表现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他以文为词，常借典故发表议论，融典议为一体。他用典做到了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使人目不暇接，在现存的六百余首稼轩词中，几乎篇篇用典。

　　又据方勇先生《庄子学史》一书考证，在历代词家之中，创作中运用《庄子》典故当属而其中又以典出《逍遥辛弃疾最为广泛[1]，游》《齐物论》《秋水》三篇居多。以邓广铭[2]《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底本，笔者发现辛弃疾所用《逍遥游》中的典故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了大鹏这一形象之上。诚然，从单纯的庄子学角度看，辛弃疾所用《庄子》典故这一特色出现得并不突兀，因为在北宋时诸如吕惠卿、王雱、陈景元、李士表等已撰有专门的庄子学著作，而王安石和苏门文人集团又屡屡化用庄子典故，用来表达政见，发抒情感。但在词作方面，能够大量让《庄子》典故中的形象为己所用的还当属辛弃疾，而其中他最喜欢化用的则是庄子所塑造的大鹏形象。

　　根据《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词作创作年代的排列可以发现，辛弃疾词中大鹏形象及其相关内容大都出现在了其处江淮两湖、带湖以及瓢泉之时。而这一特点的原因我们从词人的生活年谱中就可以一觅端倪。江淮两湖时的作品起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迄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在这十四年间，词人经历了多次由期望变为失望的过程，可谓是人生阅历最为丰富的十几年。这一时期内，辛弃疾笔下的“大鹏”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在词人所有现存可考编年词作中，首次用到大鹏形象的作品是《满江红》，其中直接化用的便是“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一句[3]，在这里，辛弃疾并没有把大鹏形象整体搬入词篇，只是取其“翼”一点。“鹏翼”即有垂天之大，更何况鹏之大呢!作者以此来比喻自己的雄心壮志，表明其宏伟之志向可与天争高。而紧随其后的“笑人世，苍然无物”的词句，更是进一步借大鹏看待人类及万物的态度，表达了作者对自己不世之才的充分自信。辛弃疾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扭转当时中原被金人所占，而中土正宗的宋朝廷又偏安南方现况的国家栋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据辛弃疾自己的记录，这一篇《满江红》是其在“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又《乾隆扬州志》卷二十八《人物门》载录：“史正志，字志道，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丞相陈康伯荐于朝，除枢密院编修……高宗视师江上，车驾驻于建康，言三国六朝形势与今日不同，要当无事则都钱塘，有事则幸建康。诏下议，从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篇词当是辛弃疾刚刚“奉表南归”之时所作，而此时的辛弃疾也不过二十有三，正是风华

　　正茂之年，大有施展宏图之志。词人不仅以鹏喻己志，更是在后文清楚地以“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的豪言壮语来说明自己为南宋朝廷反攻中原收复失地的军事决心。

　　辛弃疾之所以表露出这种情感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因为词人初入仕途，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之处，一心只想着在南宋朝廷这个平台上一展自己的宏图大志，使中原得以光复。然而，正当辛弃疾“奉表南归”期间，北方起义军发生了叛乱，起义军首领耿京被杀。辛弃疾不顾危险，毅然以少量轻骑勇闯金营，将叛徒张安国擒获并送至临安斩首。虽然这段驰骋疆场的战但我们却可以看到辛弃斗生活是短暂的，

　　疾身上那种机智、勇敢、魄力和不平凡的军事才能。而这些特质正是他日后成为南宋杰出政治家的必要条件。并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主战派张浚对金发动军事攻势而又惨败于苻离之后，辛弃疾不顾当时在朝廷中占据上风的主和派势力如何强大和自身官职的如何低微，就宋金两方的和与战的前景做了具体分析后写成了《美芹十论》，于乾道一年(1165年)年奏呈给孝宗皇帝。在《美芹十论》中，词人不仅对当时敌我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详细的战略战术，还表明了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家世传统：其父“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

　　但愿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横隔在辛弃疾面前，其不受朝廷重用的境地直至乾道五年(1170年)后也没能得到改变，虽然其时曾败金军于采石的虞允文做了南宋宰相而辛弃疾又再献《九议》。诚然，这背后的真正原因也许就在于词人是一个北方沦陷之地的人民起义军出身的领导人，而非南宋朝廷正统;但作为一个刚满三十岁而又以“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英雄豪杰是肯定不会屈于现实的。因此在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的《太引长》中，词人虽然没有直接用大鹏的形象，但“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这种眼界也就只有大鹏本体具备了。因此在这里诗人将自己想象成了大鹏，隐晦地表达了仍旧壮心未已的情怀。同时在词人的《八声甘州》一篇中，“且画堂、通宵一醉，待从今、更数八千秋”。一句虽然没有用到大鹏形象，但同样典出《逍遥游》的“更数八千秋”也可以理解为，词人希望自己这只大鹏不但有宏远的抱负，更希望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与时间，不要在晚年空忆当年英勇。可即使他的才干谋略已经有所表现，并且也被公认为英雄豪杰人物，但词人在投归南宋后的前十几年里始终只做了些职位卑微的小官吏，并无大的用武之地。当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人经历了多次打压以后，难免会流露出一丝的失望与犹豫。于是这种情感在作于淳熙八年(1181年)秋的《沁园春》中已经有所流露，虽然在此篇中词人仍旧以“鹏翼”来化用经典，但重点已经在其后的“徘徊”之上了。此时的辛弃疾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对于一位心存远志的人来说，不惑之年应该已经是事业初具规模之时。然而，在辛弃疾从“表南归”到现在的十四年之中，虽然也创立过飞虎军，在平叛过茶商军后更曾任江西提点刑狱并节制诸军;但总体来说所任都不过是签判、通判或转运使这样

　　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在这样的官场地位上，纵使辛弃疾有再大的济世之才也枉然。因此，这种情感便直接流露在词中的“徘徊”二字之上。通读此篇，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词人的那种无奈之情，“大鹏”虽大，但却在似水流年中迷失了自我方向。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在这一阶段的末期，词人笔下的“大鹏”形象变得有些“徘徊不定”，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其笔下的“大鹏”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词人通过大鹏来描述自己志存高远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但怎奈当时的南宋朝廷上下一心偏安，不思光复失地。以至于辛弃疾每每有强烈的报国之心时，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得以实现。也因此导致了辛弃疾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一直未得朝廷的重用。在此期间，词人也免不了发发牢骚，例如在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的《水龙吟》一片中，辛弃疾笔下又是“挂冠”又是“休矣”，还感叹“功名良苦”;这俨然是一幅看破尘世，意欲归隐的画面。而“谁识稼轩心事”“更想隆中，卧龙千尺”这几句更是写出了词人苦闷于无人知晓自己抱负，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像当年诸葛亮一样得到贤主的赏识之情。在此，我们不能不为辛弃疾这样一位具有管仲乐毅之才的政治家的凄惨情景而感到惋惜，同时也就不难体会到词人在这个人生阶段中的内心矛盾与苦闷。

　　二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在经过了漫长等待之后，辛弃疾终于在重新得到了朝廷的提用。在至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的这不满三年的时间里，辛弃疾出任了福建路的提刑和安抚使。这短短的三年光阴，是词人渴望已久的能够有所作为的时间。但大概因词人此时专心于政治，所以留下的词作不多，涉及到庄子的更是寥寥无几。可是还没等到皇帝对于自己政绩做评价，词人就再一次地被罢免为民了。对于一个已经到了知命之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于是在此以后的八年里，词人在瓢泉一带隐居了起来。与之同时，人生的彻底失望也使他更多地关心起了庄子的道家思想。因此，这是辛弃疾词中用到《庄子》一书中寓言的数量最多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段时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用到《庄子》中的典故至少达五十七处，对内篇、外篇以及杂篇皆有涉猎。就连词人自己都在词作中说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这样大量的使用庄子典故，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词人思想的转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词人笔下的大鹏形象有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

　　词人在《贺新郎》一篇中的“俯人间、尘埃野马”一句仍旧是以大鹏的眼光来描写的，但是后面的“孤撑高攫”已然有了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了;且“拄杖危亭扶未到、已觉云生两脚”也说明词人此时已经年岁渐大。这时的辛弃疾也许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归隐之意，他不想再像以前一样，以归隐的方式来向无情的现实示威了;因为他深知社会不会给予他丝毫的回应。而在其后的《哨遍》一篇中，词人不仅在前面用到了《秋水》一篇里的典故来说明有形的东

　　西总是长久不了，更是在后面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道理进行了引申。辛弃疾认为，也许大鹏变化后飞向南海只是一次游戏罢了，并没有常人所想的有奋发之意。词人用一种近似散文论理的形式来向世人表达了其消极厌世的悲观情绪。这时的词人不仅失望于社会，更是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怀疑。他认为与其像前半生那种积极奋进的心态到最后也无疾而终，还不如游戏一生罢了。除了以上这种词人自己戏谑自己的话语外，辛弃疾还是有过很正式表达自己看透一切尘世的词作的，就像他在《贺新郎》中所写到的“慨逍遥、我去意浓久”一样。词人的去意不仅仅表现在了其对《庄子》典故的大量应用，其还颇为羡慕两晋名士陶渊明。在不少的诗篇里，词人或用“东篱”或用“南山”这样字眼来表达自己对陶潜能够及早抽身于乱世的决心的由衷向往。

　　既然辛弃疾晚年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对《庄子》一书也是更加喜爱，那么他就不可能不去探究一下《庄子》行文的哲学本意了。这一点在其对《逍遥游》一篇中的“小大之辩”的问题讨论上显现得尤为明显。词人在这个时期较早的一篇《水调歌头》中写到：“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瓶一钵终日，老子旧家风。更着一杯酒，梦见大槐宫。记当年，吓腐鼠，叹冥鸿。衣冠神武门外，惊倒几儿童。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鲲鹏斥鷃，小大若为同?君欲论齐物，须访一枝翁。”

　　与其说这是一篇词，倒不如说它是一篇具有词的格式的散文。整篇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观所组成。词人不仅看到了人的局限性和渺小，还对“大鹏”与“鷃”这两个在形体上截然相反的动物所具备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词人用一句带有反问语气的“小大若为同”来说明了自己和以往不同的价值观。词人终于明白，一个事物价值的大小并不在于它所具有的外在。也就是说，词人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一定要达到某种社会地位后才能得到体现，而自己的前半生正是陷入了这样一个为事业而谋名位的泥潭。而在创作时间较晚的《哨遍》中，词人更是用“嗟小大相形，鸠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的道理来说明不要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判，只要踏踏实实问心无愧便可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词人在逝世前最后四年不到被起用的时间里，虽然平生大计仍然未能实现，却已没有像早年那般心怀懊丧之情了。最终辛弃疾这只“大鹏”安然地离开了这个曾经困扰他许久的人世，飞向了他梦想中的蓬莱。

　　三

　　综上所论，虽然辛弃疾对于庄学的发展来说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没有留下一本庄学专著，但是通过词人对《庄子》一书中诸多典故的引用以及自身对《庄子》意义理解的改变，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在庄子上对后人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过，这一大鹏意蕴的指向明显有承袭前代文学创作中对大鹏的意义表面化，即只赋予其雄伟的表面性而忽略了庄子认为其不免“有所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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