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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泰戈尔
著名诗人徐志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结交过许多名人朋友，如梁启超、胡适、陈西滢、蔡元培、梁实秋、沈从文、章士钊、郁达夫、闻一多、林长民、张君劢、梁思成、陶行知、刘叔和、丁文江、何家槐、邵洵美、潘光旦、余上沅、金岳霖、吴德生、叶公超、张歆海、蒋百里、何竟武、刘海粟、饶孟侃……他也结交过不少外国名人，像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哈代、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td，现译为曼斯菲尔德。徐志摩曾翻译了《英国曼殊菲尔小说集》。)卡本特、威尔斯和魏雷、语言学家欧格敦，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另外，还有一位亚洲人，那就是印度诗哲泰戈尔。
泰戈尔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14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他的大哥与五哥分别是诗人和剧作家，他的姐姐也是作家。泰戈尔在他80年的人生中一共写了50多部诗集，并为一些诗歌谱了曲。他曾写过20多部剧本，10余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还画了千余幅画。由于他在1910年49岁时创作了诗集《古檀枷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英国封为爵士。
徐志摩在1922年留学回国后，就想代表梁启超、蔡元培邀请英国作家狄更生、傅来义访华，徐志摩说过：“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他还说：“人不怕受崇拜，但最怕受误解的崇拜。哥德说，最使人难受的是无意识的崇拜。泰戈尔自己也常说及”。后来因狄更生太忙，傅来义有病，所以未成行。
1923年初，泰戈尔的助手、秘书、英国人恩厚之找过徐志摩商量泰戈尔访华事宜，故徐志摩马上与北京讲学社梁启超、蔡元培商议，于是以讲学社名义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蔡元培还委托徐志摩主持具体工作。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在接到邀请后即来华为泰戈尔作安排。泰戈尔原定于8月访华，后推至10月份。但在9月4日徐志摩接到泰戈尔来信，说：“我本期早日来华，不料到加尔各答后与我儿子皆得骨痛热病，以致原来计划不能实行。今年两人皆已痊愈，本当就道，但念转瞬寒冬，不如待春回时节再去中国。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离印，约三月间定可与贵邦人士相叙。”在此期间徐志摩专心研究泰戈尔，泰戈尔也组织了包括他的秘书恩厚之在内的访问团访问中国。徐志摩曾发表数篇文章欢迎泰戈尔访华，他说：“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推广他的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们努力于文艺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个不断的热烈的努力，向内开豁他天赋的才智，自然吸收应有的营养，他境遇虽则一流顺利，但物资生活的平易，并不反对他精神生活的不艰险。”“但要论精神的自由，我们只似从前的俄国，是个庞大喑哑在无光的气圈中生活的怪物，他们(印度)却有心灵活动的成绩，证明他们表面政治的奴仆非但不曾压倒，而且激动了，他们潜伏的天才，在这时期他们连出了一个宗教性质的政治领袖——甘地，一个实行的托尔斯泰——两个大诗人，加立大塞与泰戈尔，单是甘地与泰戈尔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铁证。”“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安慰，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1923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信给泰戈尔，告知泰戈尔访华的准备工作就绪。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坐船抵达上海，徐志摩、郑振铎、瞿菊农等到码头迎接，各报记者也纷纷到来。泰戈尔住在沧州饭店，徐志摩负责接待、陪同并担任翻译，王统照负责泰戈尔在各地的演讲的记录与编辑。根据安排，下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游览龙华寺。次日下午1点陪同泰戈尔在闸北寺与印度诗人集会、3点至慕尔呜路37号参加万余人茶话会，并在蒋万里家与欢迎者摄影。14日徐志摩又陪泰戈尔到杭州游览西湖，15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在杭州灵隐寺演讲，16日回上海。18日下午上海各界千人举行正式欢迎会，泰戈尔发表第二次演讲，泰戈尔说：“我此番到中国来，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所持的说是敬爱数字。”18日当晚，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北上到南京、济南各作一次演讲。23日到北京时，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林长民、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等文化名人及秘书林徽因(林长民的女儿)均到车站迎接。当天在天坛举行了社会各界的欢迎集会，泰戈尔由徐志摩、林徽因搀扶上台发表了演讲，媒体报道：“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志摩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时，用了中国词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泰戈尔在北京还参加了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共发表6次演讲，27日参加了在京文学家举办的宴会。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63岁寿辰，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精心策划了庆寿活动，胡适主持了庆寿会，送给泰戈尔10余幅名画，1件名瓷。梁启超主持了给泰戈尔赠中国名“竺震旦”的典礼，泰戈尔也给徐志摩取了印度名“Soo Sim”，后来徐志摩给泰戈尔写信时也一直用此名。祝寿会还演出了泰戈尔的名剧《齐特拉》，林徽因演公主齐特拉，张歆海演王子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泰神伐森塔。对白全用英语。演出后，人们称徐志摩与林徽因为“金童玉女”。
此后，由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拜访了末代皇帝溥仪及陈三立、齐燮元等人。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不在北京。5月12日泰戈尔又在北京真光戏院演讲，演讲后因病而在西山休息。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太原，想寻求合作推行泰戈尔的农村建设计划，阎锡山宴请了泰戈尔，并同意把晋祠一带给泰戈尔作试验基地。所谓“农村建设计划”，实际上是把泰戈尔在印度试验过的农庄建设事业，在中国大地进行试点、推广。泰戈尔的助手、秘书、英国农业专家恩厚之也在英国达廷顿庄办成了新型的田园农庄。在徐志摩看来，农村建设计划实施后，农民可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余劳动力有了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实现这一计划在当时也并非易事，后来徐志摩在1929年6月28写信给恩厚之，信中说：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难以进行。
离开太原后，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到武汉，再坐船回上海。5月29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日本东京，又送泰戈尔到香港并相约在欧洲再见。送走泰戈尔后，徐志摩将泰戈尔在中国、日本的演讲稿与诗歌泽成中文，演讲稿有《国际关系》、《科学的位置》、《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等等。泰戈尔也将在华的演讲稿编成《在华谈话集》于1925年2月在印度出版，书中有梁启超作序，书的扉页上写道：“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后来，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来信约徐志摩在欧洲与泰戈尔相聚，但当徐志摩于1925年4月赶到法国时才知道泰戈尔因病已提前回国。1925年秋徐志摩为曾先后任教育总长与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出面代表段祺瑞政府邀请泰戈尔再次访华，后未成行。
1927年秋泰戈尔从美、日回国时坐船路过上海，徐志摩特地到码头并上船看望泰戈尔。徐志摩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原来，这次泰戈尔到美国、日本演讲受到一部分新人的排斥，心里不十分快活，并且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染了一场重病。
1928年10月徐志摩应邀到印度拜会泰戈尔，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并发表演讲。还参观了泰戈尔的农村建设基地桑迪尼基坦，观看了泰戈尔的钢笔画展览。关于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任教时，曾对学生们说：“你们假若一旦到那边(指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才会第一次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给Chuekoo讲话，与金丝雀一块儿跳跃……。”他还说：“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堂，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灿烂，星月的隐现，田野麦浪是我的功课，爆吼的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从中可以看出，徐志摩从罗素和泰戈尔身上继承了崇敬自然的思想。在访问印度时的一次集会上，徐志摩看到一个刻有“硖石西山公园茶室”字样的茶壶用黄绸供奉在明显的地方，他惊喜地说：“真是他乡遇故物了。”原来泰戈尔访华时，火车在硖石停留几分钟，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特地在茶室泡好一壶好茶送到车上让泰戈尔喝，泰戈尔把它当作友谊的象征加以珍藏。
1929年3月19日，泰戈尔去美国、日本讲学，并到上海作为私访看望徐志摩夫妇，徐志摩知道泰戈尔年迈多病见面机会不多，所以将家里的三楼布置成印式房间让泰戈尔住，但泰戈尔执意要住徐志摩的房间。这次泰戈尔送给徐志摩两件墨宝作为礼物，一件是在徐志摩一本纪念册上(题有胡适、闻一多、陈西滢、邵洵美、章士钊、俞平伯、杨杏佛等20多位名人的字画墨迹)用毛笔画了一幅水墨自画像，并用钢笔在右上角题了英文诗：“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他那沉默的负担。”另一件礼物是用孟加拉语写的一首诗：“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1929年6月11日，泰戈尔回国时又在徐志摩家住了两天。1930年泰戈尔访问上海时，把自己所穿的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送给徐志摩留作纪念。不料这次竟成了永诀。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难，年仅35岁。当年泰戈尔的年龄恰好是徐志摩的两倍：70岁。10年后，即1941年泰戈尔去世，享年80岁，在这10年时间里，泰戈尔一直怀念着他的中国朋友徐志摩。泰戈尔的助手、秘书恩厚之在1974年去世前也一直怀念老友徐志摩，他的达廷顿农庄一直保存着徐志摩当年送给他及夫人孩子的各种中国瓷器、玉石、印章、玩具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底，北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为了聚会的方便，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陈西滢、林长民、林语堂、张君劢、黄子美、丁文江、饶孟侃、张歆海、陈博生、丁西林、余上沅、凌叔华等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7号成立俱乐部时，根据徐志摩的提议，俱乐部定名“新月社”，因为泰戈尔出过一本诗集《新月》，后来徐志摩等人又创办了《新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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