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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岳阳楼记》与《登岳阳楼》中的湖湘文化精神
引导语：杜甫的《登岳阳楼》这首诗，以其意境的开阔宏伟，历来为人们所激赏。这意境，从诗人的抱负和胸襟中来，从诗人阅历丰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道路中来。下面是有关《岳阳楼记》与《登岳阳楼》中的湖湘文化精神，我们一起阅读学习了解吧。
湖南岳阳市获悉，2015年从初一至初三，有1300多人在5分钟内完整背下368字《岳阳楼记》，免票游览了岳阳楼景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抒发了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情怀，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游客前往岳阳楼观赏。据岳阳楼管委会介绍，岳阳楼景区2013年开始推出“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活动。截至目前，已有数万名游客通过背诵免费登上了岳阳楼。
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诗人之不幸，成为湖南江山之大幸”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人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地方：这里地处偏远，是古代“贬谪之地”，又是陶渊明寄托自己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楚文化的瑰丽神奇使得这个地方充满着神秘的吸引力，其中庄子散文和屈原楚辞是最为耀眼的部分;书院的建立又让湖南学术空前繁荣。江湖文化和庙堂文化在这里激烈地冲突又悄悄地融合。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想、狂飙突进的战斗精神、清高孤傲的人文姿态是传统湖湘文化的三大品格。所有这些对湖南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湖南文人们自古以来就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关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南人的优良传统。
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
同时，湖南因地处偏远，古时多为官员贬迁之地，尤以唐宋为盛。如李白、柳宗元、杜甫、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后，曾作《汉寿城春望》一诗，现常德市在柳叶湖边建“司马楼”以纪之)等均被贬至湖南。随着中原人士的相继进入，为当时的湖南带来很多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推动了湖南的文明开发进程。有些学者遂将此作为湖南是以文化兴省的一个依据，有人因此说是“诗人之不幸，成为湖南江山之大幸”。
(二)忧患意识与牺牲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坚守的精神品格,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产生和演变。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源自屈原,其后经范仲淹、魏源有了一系列发展演变。屈原是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产生的源泉,他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为忠君爱国。《离骚》是充分表现屈原忧患意识的首推代表作。岳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古城镇。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脍炙人口,它述说着湖湘文化渊源,并彰显着岳阳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尤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为其代表。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并积极实践，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探讨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对当前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湖南是南宋以前许多文化名人文化学意义上的故乡。湖湘文化中悠久的爱国传统最初源自屈原的“特出人格”。经贾谊、范仲淹、朱熹、王夫之等人的阐释和身体力行代代相传，在民族危亡的现代史中升华为“宁赴清流”的激越的爱国精神。到新世纪又演化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爱国思想。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本文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
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懒，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二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
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滕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急。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
但很快查明，这15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他皆是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
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而贬到了岳阳。可知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他在文章中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
这种心忧天下，爱国为民的思想同样在杜甫作品中有鲜明体现。
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期间创作了15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所表现的爱国忧民情怀和经世致用思想,丰富了湖湘文化,并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杜甫后,学习和继承杜甫的湖湘诗人和学者代不乏人.为纪念杜甫在荆湘地区传播文化的伟大历史功绩,湖湘人民在杜甫生活过的地方修建了多处纪念杜甫的建筑.这些遗迹和名胜本身就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了.。
杜甫湖湘诗不到百首,但却是杜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杜甫晚年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杜甫湖湘诗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忧民和经世致用的思想,虽然不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但却与湖湘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湖湘文化的"爱国忧民"和"经世致用"的两大特点,在杜甫湖湘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体现,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
流寓湖湘期间，他写了99首诗。杜甫是大历三年(768年)携全家乘船经荆州(今湖北江陵)入洞庭，在那个“舟雪洒寒灯”的严冬的傍晚到达岳阳的。就在这里，他写下了那篇千古传诵的杰作《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以其意境的开阔宏伟，历来为人们所激赏。这意境，从诗人的抱负和胸襟中来，从诗人阅历丰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道路中来。但诗人不只是为自己晚景的凄凉而悲切，更关心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难。眼望着万里关山，到处兵荒马乱，刀戈不止，人民流离失所，诗人北望长安，再也忍不住凭栏而泣，涕泗滂沱。这首五律，自古以来曾引得多少吟诵者怆然泪下!从总体上看，江山之壮阔与诗人胸襟之悲壮阔大相表里，故虽悲伤却不消沉，虽沉郁却不压抑。
杜甫流落湖湘时，还写了《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感人肺腑的赠别诗，后一首作于湘江上游的孤舟中，当时他已重病在身。“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是他发出的诀别的悲声。他深深感谢流落湖湘时亲友对自己的关照，也为“战血仍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时局深表忧虑。这首呕心沥血的长诗，成了这位伟大诗人的绝笔。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自形成以来，以其特有的“湖湘气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敢为人先，心怀天下”的核心精神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现在都认同湖湘文化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的优秀精神传统。那么，我们可以从湖湘文化的忧国忧民中寻找现代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从实事求是中寻找文化建设的思想方法，从通变求新中探寻文化建设的目标，从兼容并蓄中获得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从敢为人先中激发奋发创新的宏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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