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爱情
现代作家余光中的爱情是人们热议的焦点。到底是怎样的爱情呢?下面是小编分享的关于余光中的爱情，欢迎大家阅读。
楚楚可怜的表妹
据范我存回忆，当时余光中“理个平头，穿一件麻布制服，看起来有点严肃，又有点害羞”。在此之前，范我存就常听姨妈提起这位表兄，夸赞他书读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绘画天分。范我存不免多瞄了他几眼，不过两人都很害羞，所以也没说上几句话，只记得余光中邀她去他们家玩。
表兄对这位初识的表妹显然很有感觉，因为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他寄来的一份同仁刊物，里面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作品。可笑的是，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名字竟然是“范咪咪”。小书呆子不知道咪咪只是小名，甚至没去打听她的真名。范我存收到刊物，觉得有些突兀，也不很懂英诗，不过仍然眩惑于余光中的文采。
范我存此时就读于南京的明德女中，母亲孙静华是新女性的前辈，她总是教导范我存要看社论或思想性的文章，不喜欢她接触纯文艺。
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是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早年留法，当然受西方影响，比较尊重女权。抗战爆发，范肖岩在带着妻女逃往内陆的途中染上肺病，一病不起。幸好外婆和舅舅已逃难到乐山，范我存母女就投靠了他们。
年轻时期的范我存，虽然外表楚楚可怜，其实是外柔内刚的性格。她皮肤白皙、五官清丽，从小就很讨人喜欢。
余光中母子第二次逃难，从南京抵达上海时，特别去找范我存母女，可是晚了一步，范我存已随着一位表姐夫先飞去台湾了。她去台湾的经历也很特别。
1949年初，范我存的姑妈有一女婿是飞行官，奉命从台湾新竹飞来上海撤眷，原本是要带姑妈去，但是姑妈不肯离开。表姐夫无奈，转而对一旁的范我存说：“咪咪，不如你跟我走吧!”
“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范我存好奇地问。
“台湾是好地方，一年四季都有西瓜吃，又不像上海这么冷，你会喜欢的啦。”表姐夫说。
当时还在蚕丝公司上班的母亲，也赞成女儿先离开，于是范我存怀着好奇，匆匆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第二天一大早就随着表姐夫登上轰炸机，呼啸去台。谁料这匆匆一别，就再难回去了!
到了台北，范我存考进了北一女，才念了两年半，学校为学生进行健康检查，发现她的X光片显示肺部有问题。
年轻苍白的岁月，就在养病中寂寞度过。陪伴范我存的就是一台收音机，她从早到晚守着收音机，听遍了所有节目。当时“美国新闻处”有一个音乐台，专播古典音乐，每周还举办猜奖活动，答对了问题就有乐器、书籍、唱片等奖品。范我存乐此不疲，得到不少奖品。
1950年6月，余光中一家三人从香港来台，到处打听范家母女的消息。不久，余范两家终于联络上了。
后来余光中在《四月，在古战场》一文中，对当年的表妹有这样的描述：“一朵瘦瘦的水仙，婀娜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疲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从知己到情人
台大三年级的高材生，遇上了肺病休学的高中女生，不顾两边家长的反对，坚定地、甜蜜地发展出柔情。
一开始，两边家长都不太赞成他们来往。余家顾虑范我存身体不好，范家看余光中有点书呆气。但是两个年轻人很快就从知己发展成情侣。当时余光中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了，表妹眼中自然是爱慕有加。而余光中也在表妹那里得到另一些艺术的启发，例如西洋现代绘画，尤其是凡高的作品，就是经由她介绍才开始认识的。
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除了谈音乐、绘画、文学，也常看电影，有时候会骑脚踏车到淡水河边、永和的竹林中去。余光中每次投稿，一定先让范我存欣赏。除了心灵契合，他们又有共同的生活经验：江南的童年，四川的少年，逃难的艰苦，经过战火的洗礼，那份共鸣就更不一样。
在范我存眼中，余光中才华横溢，内涵丰富，稳定，可靠，富同情心，她心中早已有了决定。
年轻的余光中，在爱情燃烧到白热的那段时期，也曾用一柄小刀，在厦门街自家院子里的枫树干上，刻下“YLM”三个英文字首，Y代表余，L是爱，M是咪咪。
1955年，还在“国防部”服役的余光中开始翻译《凡高传》。他在白纸的正面写译文，反面写情书，然后寄给范我存，由她眷写后再寄回给他。前后11个月，全文30多万字全由范我存陆续誊写在有格稿纸上，之后才由余光中送往《大华晚报》发表。
范我存先是余光中的知己女友，然后是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位读者，当然也成为诗中的第一女主角。
“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和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余光中回忆当年恋爱的心情，仍然满是温柔。
为他腾出一片写作空间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结婚。这时他们来往已近六年了，彼此早已认定对方是自己惟一的选择。这对心灵相契的恋人，一致反对铺张庸俗的婚礼和吵闹的喜宴，向往电影中看到的西方婚礼，安静，圣洁，简单，隆重。
9月2日，一对新人在新生南路的卫理会教堂完成婚礼，摆了15桌喜宴，宾客包括梁实秋、夏济安、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之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婚前的娇柔羞涩，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险，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支柱。
从“一朵瘦瘦的水仙”到今日的雍容自信，范我存始终是余光中的最佳“牵手”。她并未因余光中的成名而丧失自我，她有高度的智慧，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大局，不论余光中的文学天地或私人领域，她都能自信自在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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