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主要作品

时间:2024-08-13 22:59:04 余秋雨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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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主要作品

  余秋雨是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

  余秋雨作品之《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系列散文集。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写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余秋雨不同的感触和震撼。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余秋雨作品之《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余秋雨作品之《霜冷长河》

  《霜冷长河》是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也是余秋雨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转变。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再到《霜冷长河》,余秋雨从历史的大话题转向了历史的小话题,在《霜冷长河》中历史已不再是文章的主体。在经历种种尝试之后,探讨生命成为了文章的主题。

  余秋雨作品之《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在千年之交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公里行程中的经历。在书中作者以感伤、厚重而平实,却不失优美的语言,记录了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的衰落,并探讨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对比中又逐渐找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的原因。另有作品名、和作家笔名千年一叹。

  余秋雨作品之《晨雨初听》

  这是出版社为青年学生编选的一本书,一群年轻人与一个中年人在这里初次见面,还会一起逗留一段时间。没准还能成为长久的朋友。青年学生读点文学,学点写作,主要不是为了今后当作家。当文学被看成是一种非职业性的人生素养,当写作被看成是一种跨专业的社会性训练,它们反而会真正重要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优秀的专业作家拥有一个更广阔的接受平台。

  余秋雨作品之《寻觅中华》

  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作者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作者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作者。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余秋雨作品之《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是作者精选《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一些著名的篇章,如《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白发苏州》、《黄州突围》、《山庄里的背影》、《宁古塔》、《十万进士》、《抱愧山西》、《风雨天一阁》等,精心加以修订,其中一部分甚至是改写或重写,较之此前出版物,本书文字更为精准。同时,末几篇是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如《伞下的侗寨》、《蚩尤的后代》、《我本是树》、《追回天籁》等,都是首次正式发表。此书堪为一代文章大家的藏山之作。

  作者简介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文化探索的人文学者,他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余秋雨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中国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一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即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苏东坡曾把这种放达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这一段中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非常明显——“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原句是“左牵黄,右擎苍”,左右颠倒了。

  第二,此时苏轼是37岁吗?不,应该是40岁。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四说:

  熙宁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苏轼〕四十岁。

  在这一年八月的谱文中,孔凡礼先生写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苏轼时任密州知州)回,小猎……赋诗,并赋《江城子》。

  又注文说:

  词见《东坡乐府》卷下,末云: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化苦旅·道士塔》

  三、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根据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书所收《王道士荐疏》的记述,王圆箓在这篇上报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体陈述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确切时间,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还没有使用公历,这里所写的年月日,毫无疑问是用的旧历,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按照历表的推算,应当是1900年6月22日。

  四、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这里的名字明显有误。

  《文化苦旅·莫高窟》

  五、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

  在任何版本的《山海经》中,都没有这句话,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书·舜典》(或作《尧典》),后也载于《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六、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

  “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在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乐僔”。而自古以来的和尚,没有以酒樽的“樽”字作为法名的。

  《文化苦旅·柳侯祠》

  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客寓柳州…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荔子碑碑文颂柳宗元,文辞来自韩愈,笔书来自苏轼,故又称“三绝碑”不可能是柳宗元“手迹”。

  八、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 《汨罗遇凤》”

  “做”当为“作”字之误。文言文只用“不作”而无“不做”的说法。“不做”只见于白话文。

  《文化苦旅·都江堰》

  九、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守。”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秦灭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谓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五十三岁。则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间。

  故而妄断为公元前251年,是轻率的。

  《文化苦旅·洞庭一角》

  十、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据年谱记载,“庆历新政”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帅任,以给事中改知邓州。次年(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写了《岳阳楼记》。

  注:关于范仲淹是否登楼的问题,首先,范仲淹肯定不是在岳阳楼上写出《岳阳楼记》的,这是公认的。然而《洞庭一角》中也未曾明白地否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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