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时间:2024-11-27 18:52:30 余秋雨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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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导语:文化苦旅全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但是里面也有一些文化错误,下面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一/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即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苏东坡曾把这种放达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这一段中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非常明显——“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原句是“左牵黄,右擎苍”,左右颠倒了。

  第二,此时苏轼是37岁吗?不,应该是40岁。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四说:

  熙宁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苏轼〕四十岁。

  在这一年八月的谱文中,孔凡礼先生写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苏轼时任密州知州)回,小猎……赋诗,并赋《江城子》。

  又注文说:

  词见《东坡乐府》卷下,末云: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化苦旅·道士塔》

  三、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根据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书所收《王道士荐疏》的记述,王圆箓在这篇上报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体陈述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确切时间,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还没有使用公历,这里所写的年月日,毫无疑问是用的旧历,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按照历表的推算,应当是1900年6月22日。

  四、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这里的名字明显有误。

  《文化苦旅·莫高窟》

  五、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

  在任何版本的《山海经》中,都没有这句话,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书·舜典》(或作《尧典》),后也载于《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六、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

  “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在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乐僔”。而自古以来的和尚,没有以酒樽的“樽”字作为法名的。

  《文化苦旅·柳侯祠》

  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客寓柳州…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荔子碑碑文颂柳宗元,文辞来自韩愈,笔书来自苏轼,故又称“三绝碑”不可能是柳宗元“手迹”。

  八、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 《汨罗遇凤》”

  “做”当为“作”字之误。文言文只用“不作”而无“不做”的说法。“不做”只见于白话文。

  《文化苦旅·都江堰》

  九、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守。”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秦灭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谓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五十三岁。则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间。

  故而妄断为公元前251年,是轻率的。

  《文化苦旅·洞庭一角》

  十、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据年谱记载,“庆历新政”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帅任,以给事中改知邓州。次年(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写了《岳阳楼记》。

  注:关于范仲淹是否登楼的问题,首先,范仲淹肯定不是在岳阳楼上写出《岳阳楼记》的,这是公认的。然而《洞庭一角》中也未曾明白地否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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