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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罢相：大唐盛世的变奏
张九龄是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他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张九龄罢相：大唐盛世的变奏，欢迎大家分享。
张九龄罢相：大唐盛世的变奏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57年)四月十七日，朝堂上，御史大夫李适之正转达监察御史周子谅对宰相牛仙客的弹劾，以为牛仙客非宰相之才。玄宗一边听，一边暗中生气。牛仙客被他提拔为相不过数月，正受他的信任，这位周子谅哪来的胆子，敢如此肆无忌惮?玄宗命召周子谅上朝，亲自询问，周子谅慷慨陈词，继续申述己见。
玄宗听着听着，更觉言不顺耳。那周子谅竟引谶书之语，言牛仙客不堪为相，他说：“天后朝有谶辞云：‘首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当时有人解释，‘两角犊子’，就是‘牛’;将来一定会有姓‘牛’的人篡夺唐朝皇位。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牛姓的人当宰相!”玄宗正有火无处发，听到此，怒从中来，命左右把周子谅拉到殿外杖打，可怜周子谅被打得昏死过去。一会儿醒过来，玄宗又命人把他拉回朝堂，当着众大臣面用大板子痛击，然后宣布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然而周子谅因伤势过重，在行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境内时就一命呜呼了。
首相李林甫又对玄宗说：“周子谅任监察御史，是张九龄推荐的，张九龄难辞其咎!”于是，是月二十日，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此时，张九龄已经被罢宰相之职，正担任右仆射。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对张九龄的进一步打击。张九龄被罢相，又被贬出朝廷，标志着唐朝开明政治的结束。从直接的后果看，由于张九龄的下台，使唐朝统治者在心理上和战略上丧失了对边将作乱的防备，唐朝错失了避免安史之乱发生的可能的机会，而安史之乱正是导致唐王朝走下坡路的历史拐点。
安禄山出身胡族，他的家乡柳城(今辽宁朝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而又多民族环绕的边境城镇。据现在所知，安禄山最早的职业是互市牙郎，就是在各族间贸易市场上说合的中介人，有时候还从事偷盗活动。
开元二十年，安禄山因盗羊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手下逮捕。张守珪见安禄山言貌奇伟，有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而且眼下在大唐与奚、契丹的战争中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免其死罪，将他留在帐前让其戴罪立功。安禄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冒险生涯。由于安禄山骁勇善战，所以多次受到张守琏的赏识和提拔，并收他为义子，委以重任。
开元二十一年，张守珪派安禄山去朝廷奏事。身为中书令的宰相张九龄看到安禄山后，向任侍中的另一位宰相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的，就是这个胡人。”史书上的这个记载很让我们怀疑，因为在这个传说中，开元年间正直的宰相张九龄有点儿像算命先生，他仅从安禄山的相貌、气质就预言安禄山将来要反，出口未免太轻率。要知道这离安禄山发动叛乱还有2 2年时间，安禄山当时的条件，还远远够不上发动一场成气候的叛乱的首谋人物。显然，这有可能是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人们为了称颂张九龄而编的故事。三年后，安禄山因战事失利差一点儿被斩首，倘若唐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这个胡人的造反之事。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在天宝初年，在此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唐朝至玄宗时，边境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防御周边民族的侵扰，沿边各地设置了八大军区，长官称节度使。节度使手握重兵，而且有的身兼数镇，帝国的精兵都布置在边境地区。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与之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顺理成章的。因此当张九龄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但他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被轻易错过了。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情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抑制边将，反对重用那些靠军功而进身的边将。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主要是从抑制边将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的话，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河北，最后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是唯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罢黜了。
另一宰相李林甫缺乏政治远见，他不仅没有去抑制边将，反而重用番将，为安禄山的步步高升和培植私人势力提供了条件。唐朝建立以来，统兵出征或御边的将军都是忠厚名臣，并且不长久担任元帅，不以宰相或权臣遥领，也不让一人兼任几个军区的长官，战功卓著的常常入朝为相，如李靖、李勋、刘仁轨、娄师德等人都曾出将入相。玄宗即位以后，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人，都是以边帅入朝任宰相。那些出身四夷番族的将军，即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才略出众，也不曾专任一军元帅，而是任用朝廷大臣为使职，对番将加以管领。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深感自己在政坛上缺乏两方面优势，一是没有玄宗喜欢的边功，二是缺乏社会上崇尚的学术。他感到对自己相位威胁最大的，是那些既有学术又有军功的边将，他们出将入相，只在玄宗转念之间，只有阻断他们入朝为相的道路，才可能巩固自己的相位。于是李林甫上奏玄宗：“文士为将，怯于冲锋陷阵，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担任边将，胡人勇敢果断，习于战斗;寒族则孤立无党，不会互通关节。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使他们称心如意，这些人都能为朝廷效命疆场。”玄宗觉得李林甫说得有理。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边境各大军区便大规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任将军，胡人将军如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军功升任节度使，这些人被称为“番将”。
安禄山的进身，后来又一身兼任数镇节度使，便与宰相李林甫这一“深谋远虑”有关。李林甫的精明打算巩固了自己的相位，却给帝国的危机埋下了种子。与边将常任久戍的同时，帝国精锐的军队都在边境地区戍守，由唐初重内轻外变为重外轻内，最终造成安禄山举兵叛乱，两京沦陷，都是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计谋造成的直接后果。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外，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太正直，不能见容于晚年的唐玄宗，并被奸相李林甫所陷害。张九龄以正直著称，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玄宗时所用诸相)姚崇尚通，宋璨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张九龄的正直表现在他处理与周围每个人的关系上。
在那些善于在官场里阿谀奉承的人看来，张九龄肯定是不识时务的那种人，或者说是书呆子。担任宰相期间，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多次惹怒玄宗，再加上李林甫的有意陷害，玄宗终于疏远了他。史书上说张九龄“尚直”，就是坚持正义的主张，不因个人的私利，也不因为屈于权威而改变主张，从张九龄一生行事来看，他的确具有这种品格。在政治清明的时代，这种品格应该会得到赞扬，但连张九龄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唐朝政治正由清明滑向污浊，而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正直却常常会显得与世不合，并往往给自己带来麻烦。性格决定命运，张九龄的为人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张守琏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可遭到张九龄反对;殿中侍御史杨万顷杀了张审素，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理、张琇年寻机复仇，他们在长安亲手杀死了杨万顷，结果在逃亡路上被抓获，裴耀卿、李林甫都认为如果赦免他们，那就破坏了国法，玄宗同意裴、李二人的意见，但张九龄却不想判他们死罪，据理力争;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恃勇轻进，打了败仗，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要依法处斩。
张九龄的正道直行，最终令玄宗反感，并被李林甫利用。
张九龄的克星，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柔佞多狡数”，他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在东都洛阳驻跸的玄宗因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就打算立刻动身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这样会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动身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两宫，随时可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正受到玄宗器重，李林甫虽然怀恨在心，仍然奉迎巴结他。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好，李林甫也忌恨他。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学问，给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竟把“伏腊”两字读成“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转告玄宗，玄宗让萧炅出京任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他为宰相，于是提醒他：“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应去拜访他。”严挺之清高任性，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严挺之，因此李林甫向玄宗检举张九龄与严挺之为朋党，而大臣结党是皇上最忌讳的事情。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让裴耀卿任左丞相，张九龄任右丞相，即原来的尚书省左、右仆射，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名列宰相。
由于牛仙客的入相，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朝廷的空气陡然一变。《资治通鉴》记载：“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随着张九龄的身影在朝廷的消失，唐朝的开明政治便结束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资治通鉴》说他“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这正好应验了张九龄当年的预言。
张九龄相关扩展
张九龄（673年—740年，一说678年—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西)人，中国唐玄宗开元时的宰相、诗人。
张九龄少聪慧能文，弱冠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后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开元十一年（723年），被任为中书舍人。后张说罢相，张九龄受累外迁。开元十九年（731年），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以中书侍郎为相。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迁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因张九龄触怒唐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卒。
张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是盛唐前期重要诗人，其五言古诗在唐诗发展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张九龄的代表作有《感遇》12首、《杂诗》5首等，如《望月怀远》《旅宿淮阳亭口号》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作。亦有《曲江集》20卷传世。张九龄在当时所开展的文学活动，对促进开元诗坛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张九龄有胆识和远见，尽忠职守，敢于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同恶势力进行斗争，对唐代的繁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创作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审慎态度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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