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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原文及翻译
古代一块书法名碑。富公名讳弼，字彦国，幼时刻苦学习，有宏大的气度。范仲淹见到后很赏识他，说：“这是可以辅佐君王的人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原文：
公讳弼，字彦国，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天圣八年，以茂材异等中第。
会郭后废，范仲淹争之，贬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
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且上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议者以为有宰相气。擢知谏院。
元昊寇鄜延，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刘平战死。而德和诬奏平降贼，诏以兵围守其家。公言：“平引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德和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德和竟坐腰斩。
改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欧阳修上书留公，不报。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
庆历三年，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修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
公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世以为知人。
（选自苏轼《富郑公神道碑》，有删节）
译文：
富公名讳弼，字彦国，幼时刻苦学习，有宏大的气度。范仲淹见到后很赏识他，说：“这是可以辅佐君王的人才。”富公怀揣自己的文章给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富公凭茂才科目优等的成绩考取进士。
适逢郭后被废黜，范仲淹为此事争辩，被贬担任睦州知州。富公进言：“朝廷做一件事结果犯下两种过错，即使不能使皇后恢复身份，也应让范仲淹官复原职，用来招纳忠心的进言。”
赵元昊反叛，富公上书陈述八件事，并且进言：“元昊派遣使者要求割占土地，索取钱财布帛，但言辞很傲慢，这必定是元昊的亲信谋臣自己请求担任使者前来的。应当出其不意，斩杀使者示众。”舆论认为富公有宰相气度。富公被提拔掌管谏院。
元昊侵犯鄜延，宦官黄德和领兵先逃跑，刘平战死。但黄德和上奏诬陷刘平投降敌人，朝廷下令派士兵包围看守刘平的家。富公说：“刘平领兵前去增援，因为奸臣不援救，所以战败，最后大骂敌人绝食而死，应该抚恤他的家人。黄德和是宦官，依仗势力诬陷他人，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免除自己的罪过，应该彻查他的案件。”枢密院上奏，认为正当朝廷用兵之时，不能追查这个案件。富公说：“大臣亲近下属欺骗君主，案件一定要彻底追查。”黄德和最终被处以腰斩。
富公改任知制诰，负责督察京城的刑事案件。当时有凭伪造的簿录成为僧人的事，事情败露，原来是（中书省）办事的官吏所为。开封府审查其余的人却不追究堂吏。富公禀告执政，请求将犯案的官吏交付监狱。执政指着自己的座位说：“你即将担任这个职务，不要再追求眼前的名声了。”富公神情严肃，不接受他的建议，说：“一定要抓到犯案的官吏才罢休。”
执政更加不高兴，故意推荐富公出使契丹，想寻找事由使他得罪。欧阳修上书挽留富公，没有得到答复。富公刚接受使命，听到自己一个女儿去世的消息，第二次接受使命，听到儿子出生的消息，都不管不顾就出发了。收到家信，不打开就烧掉，说：“只是扰乱我的心意罢了。”
庆历三年，晏殊担任宰相，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杜衍担任枢密使，韩琦和富公辅佐他，欧阳修担任谏官，都是天下敬仰的人物。鲁人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逐一歌颂群臣，说：“范仲淹和富弼，一个可比尧时掌管音乐的大臣夔，一个可比舜时掌管教育的大臣契。”天下人认为这样的赞颂不过分。
富公谦恭节俭喜好礼节，和人谈话，即使是年纪小地位低微的人也竭尽恭敬。然而他凭轻车简从深入不可预料的敌国朝廷，责问敌国君臣，挫败他们的言辞，折服他们的内心，没有一句话稍微屈服，这就是所谓的大勇啊！他写文章，雄辩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俗。平生举荐的人很多，特别知名的有十多位，当世的人认为他能了解人。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清新豪健，善用比喻夸张，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对后代很有影响；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奸相当国时，他曾家居十五年不出，一生力主抗金，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杨诗以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而自成一家。在当时称为“杨诚斋体”。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者仅为其中一部分。亦能文，部分诗文关心时政，反映民间疾苦，较为真切。著有《诚斋集》。
生平
一、少年学识积累阶段
苏轼21岁前可谓处在学识的积累阶段。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少年时的大量积累为苏轼日后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二、全盛高官时期
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在这个时期，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
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三、遭排贬外时期
苏轼所遭的重大排挤，始于王安石变法。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纵使屡遭排挤，苏轼亦多次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愿望。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四、人生灾难时期
苏轼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四个月里，苏轼无时无刻不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这可谓是苏轼在仕途上的重大失败。它不仅使苏轼的地位一落千丈，更使苏轼政治的形象被蒙上一层阴影。虽然在仕途上屡遭失败，但苏轼却用他旷达的心态开启了他豪放的词风，更开启了一段豪放人生。他豪放词的最凸起的代表是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大江东往。这首词以夸张的手法从江水的东流，感慨感染到时光的逝往，进而把山河与人物合写，视野高远，气焰恢宏。即正面描摹赤壁的江景，又详细刻画了周瑜的雄姿。这两方面的文字都颇为夸张，使“山河如画”与“风骚人物”，都得到形象的表现。结尾又联想到自己志不得伸，早生华发，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这与曹孟德《短歌行》同样苍凉悲壮，把不平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俞文豹《吹剑续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
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晨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个故事说明了苏轼词的主要特。他视野高远，气焰恢宏，感情奔纵而郁愤，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而又苍凉悲壮的格调，把不平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又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归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表达其怀才不遇的心情，正由于他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不断地从他的词里流露出来。在《行香子清夜无尘》中，“虽抱文章，启齿谁亲？”怀才不遇，继而又自我解脱：“且陶陶乐尽无邪”。“无邪”是指不受礼欲影响的性格。此词流露出人生苦短，知音难觅的感触，表达调查脱世俗困扰的意愿，基调是爽朗的。但毕竟理想越来越渺茫，对这个封建文人来说恐怕只好“何辞更一醉”了。
苏轼遇事达观、超脱，气量心胸旷放开阔，他无论受到多么繁重的袭击，面对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被压得抬不起头。如《定风波》词形象地体现了这种旷达的襟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突然而来的风雨袭击下，苏轼逍遥得意，安之若素，果然微寒驱散了醉意，前进迎来了日光。他在旅途上如斯，在不平的人生道路上他也是这样坦然自处，这种旷达襟怀，简直可以傲视一切磨难艰危，而达到谈笑生死，履险如夷的境地。正由于苏轼还有这么一股不畏“风雨”的精神，所以他不甘受困厄摆布。他见到黄州的兰溪竟是从东向西流的，便高兴地唱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鹤发唱黄鸡”。抒写了他对所谓命运发出的抗争，表现出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
在这个时期，苏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
五、笑对人生时期
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的一生，可谓室经风历雨、大起大落的一生。过多的苦难不仅没有把他打倒，反而把他推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度。苏轼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宋、英宗、神宗、哲宗、微宗五个朝代，他的文学思惟和创作，在当时和后代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他的词作更是境界恢宏、豪迈奔放，开启了一代风气。让我们铭记苏轼的事迹，更铭记他那伟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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