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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争臣论》原文及翻译
韩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韩愈《争臣论》原文及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韩愈《争臣论》原文及翻译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行古人之道，天子以为谏议大夫，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或曰：“夫阳子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愈应之曰：“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从谏如流之美。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
或曰：“阳子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
或曰：“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注：①争臣：谏官，指能以直言规劝君主的臣子。争，zhèng，后作“诤”，规劝。②阳城：唐德宗时为谏议大夫。一开始他没有履行劝谏的职责，所以韩愈写本文来促进他。三年后，阳城上书指斥裴延龄的罪恶。
译文: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他难道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吗?”我回答说：“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 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不能说不长久了；了解国家的政治得失，不能说不熟悉了；然而他从没有说过一句关系国家政治的话。看待政事的得失，心中一点也没有喜悦或忧愁。有道德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
有人说：“阳城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公开揭发君主的过失而为自己求名的人。所以他虽然有进谏和议论，却不让别人知道啊。”我回答说：“在内向君主进谏，在外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啊。阳城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间，皇上赞赏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在这个职位，任谏议大夫一职(官职以为谏议大夫为名)，他实在应该有所行动来尽自己的职守，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刚正忠直的臣子，君主有从谏如流的美名。阳城的心思，恐怕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
有人说：“阳城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责备他如此苛刻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追求名望任用的。他们哀怜世道不太平；懂得圣人的道德学说之后，不敢独自修养身心保持个人的节操，一定要使天下民众都受到救济。所以大禹治理洪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国时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以至所灶上烟囱不及熏黑就离家了。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怜悯人民的困窘啊。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啊。”
有人说：“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了，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 ”韩愈说：“君子在官位上，就应准备以身殉职。没有得到官位，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圣贤之道。我要做的是阐明道理啊。《国语》上说：“只有善人才能够毫无保留地接受批评。”这就是说他听了之后能改正。阳城虽然现在未能达到，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韩愈《争臣论》赏析
《争臣论》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这篇文章以对答体的形式，假托向皇帝上书的三位年轻官员之口，阐述了韩愈自己关于“事君”的见解。文章立意新颖，构思巧妙，层层深入地论述了作者的观点。
在文章中，韩愈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宁愿放弃高官厚禄，也要坚持做一名直言敢谏的“争臣”？他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走向衰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接下来，韩愈通过对比古代圣贤和当代官员的行为，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事君”的看法。他认为，古代圣贤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传颂的伟人，是因为他们能够真正做到“事君尽忠”，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当代官员则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名利得失，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最后，韩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事君”的理解：作为一名官员，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勇于担当，敢于直言。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名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的“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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