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然文化的分析是为了探寻意义、阐释，那么从何处探寻、怎样探寻，便是格尔兹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一种反思和重新定位。所谓“操作主义”对格尔兹和我们的启示在于，倘若你想了解诶一种科学，我们首先要看的不是文本上讲了些什么，而是要看其践行者都做了些什么。其实这也是很好理解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个人类学家来问我们汉民族的什么什么文化或风俗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未必能够讲清楚。由此，格尔兹确立了他的研究对象。他举例说明，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人类学，那么看看什么是“从事民族志”就可以。对于行为的描述，则引出格尔兹的中心概念“深描”（ThickDescription）。格尔兹认为文化分析工作就是“理清意义的结果”，我们应该理解之为“文学批评”而不是“解码”，因为后者的.背后似乎仍有某种“唯一的真实”可以探寻，而“文学批评”的背后并没有这种唯一性。之后，所需要做的便是“确定这些意义结构的社会基础和含义”。也就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在特定的情境之下，而不是单单弄清楚“是”什么。
三、格尔兹强调文化是acteddocument，具有公共性质。格尔兹在这里讲“若将人类行为看成符号行动，关于文化是模式化的行为还是一种心灵的框架或二者混合的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格尔兹引出了那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人类学作品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土著人的思维。在这里，格尔兹也特别说明了他的研究方法和那种“从土著出发”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差别的，但是他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似乎是无果而终，他对音乐的分析也陡然转向科恩的故事，有点难解此处，或许他是想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件事，不能单单看它本身所展现的是什么，还要看它背后的东西，这便是深描之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格尔兹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他所谓“符号活动的想象。
宇宙”，也就是一种背景知识。他引用维特根斯坦的那段话，给我最大的启示在于，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某件事、某种文化，并不是因为我们听不懂他们所说的内容，相反，我们每个字每句话都听的清清楚楚，但就是不明白说了个什么意思。到人类学研究中，强调的就是人类学家不能单单去记录土著（当地人）的行为，这些都仅仅是浅描阶段的，更应该对这些行为背后的背景知识以及其他的我们不能从表面上看出来的东西进行阐释，所谓深描也。
四、“我们或至少我本人，既不追求将自己转变成当地人，也不追求模仿他们”。格尔兹在这部分上来就跟那种“从土著出发”的研究方法划清界限，他对文化的一个表述相当精彩：“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动、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的即深描的脉络。”脉络，就要求我们将人类行为放在其“自身的日常状态”之中，使其可以理解。这也是格尔兹在这部分给我最大的启发之处，我们应该区分事实与知识所描述的“事实”。但是在现实中的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作为自然事实的文化和作为理论存在的文化之间的界线似乎模糊了”。我们把事实和建构的事实弄混了。在格尔兹看来，那些无论在怎么声称是从土著出发的著述都只不过是基于想象的小说罢了。
五、格尔兹反对那种只关注属性而不关注行为的看法。只关注属性，其体系有由逐渐封闭从而脱离实际生活的危险，或许这也正是很多逻辑体系、宏大体系所管有的缺陷吧。他对那种完美的欧几里德式的逻辑体系并不感冒，虽然其本身可能具有某种魅力，但与人类学的宗旨相背。但在对科恩事件的探讨中，他又强调“我们此处的目的不是描述摩洛哥发生的事件，人们可以从这个单纯的事件扩展到机器复杂的社会经验”。
这里，感觉格尔兹好像是试图在“心理主义”（个别具体）和“图式主义”（宏大普遍）之间寻找某种出路。一方面避免封闭在脱离实际的逻辑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完全的经验主义最后格尔兹声称：“人类学阐释的目标是：追踪社会话语的取向；赋予它一个可以检验的形式。”这也就是他前面强调的我们关注的不是“是”什么而是“意味着”什么。说完这，格尔兹又开始探讨人类学的“真实性”问题，反思了下。他讲述了民族志工作中常会遇到的报告人说谎等问题，那种“对纯粹现实的逻辑重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文化分析不是这种假冒科学式的叙述而是一种意义推测。
六、“最后，格尔兹在这部分中对阐释法本身也做了某种反思。他指出，阐释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拒绝概念、逃避模式化，但若要成为一门“科学”，这却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就是直接的深描与文化理论技术进步的要求之间的张力。因为前者要求具体、精细、独特性，而后者要求抽象、逻辑、普遍性。
格尔兹进而认为，“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是文化分析的方法论准则。他以“临床诊断”来进行类比，也提出了文化分析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对已有资料的阐释，并不做出预测。但格尔兹又强调：这并不是说理论只关注过去，同样也要通过未来的检验————适应新的情况。我们要建立一种类似与理想型那样的分析体系，“借助于这种分析体系凸现结构的一般特征和本质特点。并将其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形成对照。”这或许也正是格尔兹的雄心所在：将体系语言、概念融合到民族志当中，“以期使单纯的时间具有科学的雄辩性”。
将细节与概念结合起来，虽然格尔兹的这一方法论宣言仍然是相当的模糊，但这种折衷主义仍警示我们不要走向两种极端。只是，出路在何处仍然迷茫。
七、格尔兹借用索洛的那句话来表明自己反对那种因为没有百分百的客观就放纵感情的观点。“既然不存在完全无菌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在下水道里做手术”，令人印象深刻！另外，他强调要将直觉主义和炼金术相结合。
文章的最后，格尔兹对人类学的使命（使人类学成为可能，是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有意义继续下去，或许也提供了某种勇气）做出了精彩的论述：“阐释人类学的基本使命不是回答我们最深切的问题，而是让我们了解在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所给予的回答，从而把这些答案收入可供咨询的有关人类言说的记录当中。”或许，也就是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关注的不是“是”什么而是“意味着”什么，只有明确了“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够真真切切的理解我们所阐述的这件看似“具体”的事情，但我们并非是要确立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
每一个人类共同体都在可以支持一千种乃至更多生活模式的自然资源中选择了它的那一种。人类的本能和共性让每一个共同体相似，而文化的概念对人的概念造成影响，使人这个概念的释义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对行动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随之越来越多地依赖文化资源——积累起来的有意义的符号储备。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性这样一种东西。人在他的本能之上，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之外，真正决定差异性的是其行为模式构成的生活，而行为模式则被其自身的文化程序所决定的。
鉴于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学家需要去深描、浅描，前者是对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去最大限度的接近他者的意义和对世界的定义，后者是对用本文化系统的概念体系尽可能减少歪曲的解释他者的定义。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型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而对于深层次的文化体系，作者又将之定义为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融贯性，否则也不能称之为系统。所以由此推之，人类学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跳过个例，只有从哪怕显得极端的一些个例中也能适用的文化体系解释，才能证明作者并没有被一开始的谎言或者之后自己的偏见等等因素所影响，最终获得一个偏狭适用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是没有可信度的。人类学对于多样性的人类社会，只是试图用本身社会的理解系统去最大限度的接近其他社会的文化系统，而文化是无法自控、非预言式的，所以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也就是两个，一个是建立可供研究的概念结构，并且使之最大可能的不受歪曲并便于研究；另一个是建立一套解释系统去最大化的接近这套体系的深处。
而我认为人类学解释成为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发现每一个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最低限度的共性并用之去理解其他体系是具有可行性的。解释的人类学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是我们得以接近别人——在别的深谷中守护别的羊群时——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
每一种宗教都是是人们发现的真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进入，他揭示了另一个生活世界。宗教符号在符合其倾向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世界观间基本对称，使二者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相互发展。因而无需多言，一种宗教是：
（1）一个象征符号体系。
（2）在人们中间建立强有力的、普遍的和持续长久的情绪和动机。
（3）形成有关存在的普遍秩序的概念。
（4）给这些概念披上实在性的外衣。
（5）使这些情绪和动机看上去具有独特的真实性。
一个象征符号体系，便是在一个简明的范式定义下，将思维定向并且在思维和实际中使其不断定向发展。文化模式有着内在的双重性：它们既按照现实来塑造自身，也按照自身塑造现实。宗教引起情绪，进而产生动机，动机则是具有倾向性的情绪。对情绪的引起，既需要形而上的定向引导使其适应并接纳整个共同体的共识，也需要形而上是植根于现实世界并开始影响一种生活模式，换言之，文化模式提供的行为模式至少要在最低限上与现实世界和人的客观需要兼容，进而才能因势利导。
同样，虔诚不是做了我们称之为虔诚的事情，而是有这种行为的习惯倾向。而定向思维和行为模式形成并强化的最核心环节是宗教符号，正是通过宗教符号，人们做出肯定或否定。从分析的观点看，正是为某类特定的符号复合体——它们形成的超验性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树立令人信服的权威，构成了宗教的本质。
符号是宗教这种文化模式形而上部分和现实生活的结合体，代表最基础也是最鲜明的立场，一个符号背后便是一个宗教体系。于是，宗教符号必须通过宗教仪式来具体化、权威化，同时，也要通过具体的宗教仪式让人体会到超验性和推崇的生活方式的感觉或者氛围，我认为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他不仅为宗教仪式提供了意义，也为宗教本身证明了意义。于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宗教形而上的发现了真理，并围绕着象征符号不断进行形而上和现实的互动，并由宗教仪式进行强化。由此，宗教奠定了在人类存在的最一般的情境中对人的行为的最独特的要求。宗教发现了属于一个共同体的真理，并用象征符号昭示、归纳其意义，故而一个共同体受之长期作用之后，其成员的精神气质必然时如象征符号一般鲜明。
综上，每一个宗教都是一个世界，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人可以替别人做决定，无论从能力还是权利的角度考虑。
每一个人类共同体都在可以支持一千种乃至更多生活模式的自然资源中选择了它的那一种。人类的本能和共性让每一个共同体相似，而文化的概念对人的概念造成影响，使人这个概念的释义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对行动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随之越来越多地依赖文化资源——积累起来的有意义的符号储备。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性这样一种东西。人在他的本能之上，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之外，真正决定差异性的是其行为模式构成的生活，而行为模式则被其自身的文化程序所决定的。
鉴于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学家需要去深描、浅描，前者是对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去最大限度的接近他者的意义和对世界的定义，后者是对用本文化系统的概念体系尽可能减少歪曲的解释他者的定义。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型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而对于深层次的文化体系，作者又将之定义为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融贯性，否则也不能称之为系统。所以由此推之，人类学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跳过个例，只有从哪怕显得极端的一些个例中也能适用的文化体系解释，才能证明作者并没有被一开始的谎言或者之后自己的偏见等等因素所影响，最终获得一个偏狭适用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是没有可信度的。人类学对于多样性的人类社会，只是试图用本身社会的理解系统去最大限度的接近其他社会的文化系统，而文化是无法自控、非预言式的，所以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也就是两个，一个是建立可供研究的概念结构，并且使之最大可能的不受歪曲并便于研究；另一个是建立一套解释系统去最大化的接近这套体系的深处。
而我认为人类学解释成为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发现每一个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最低限度的共性并用之去理解其他体系是具有可行性的。解释的人类学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是我们得以接近别人——在别的深谷中守护别的羊群时——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