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施大畏，1950年生于浙江吴兴。国画家、连环画家。现任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巡视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代表作品《暴风骤雨》《国殇》等。

　　近来，我一直在琢磨雨果一句话：不一样，可令我们与天才并驾齐驱。这有什么启示呢？不妨看两个例子：冯小刚的《集结号》在西方如天方夜谭，一位青年将金一南《心胜》的价值观与《老人与海》结合了起来，两者“不一样”的讲故事方式造成截然不同的文化输出效果，其背后却值得思考：今天，中国该如何在世界上讲好自己的故事？

　　《集结号》在西方的尴尬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漠视与偏见，反之是西方根本不懂中国的哲学与视觉审美，正如我们不懂西方的毕加索、不懂西方的现代艺术一般，这种隔膜自始存在。在漫漫长河中，中西艺术各自为营、各成体系：中国的道家思想贯穿文人画始终，西方艺术从文艺复兴发展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一直在遵从着它们内在的发展逻辑，二者一直相互对望、互相平行，交流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以至于交流的愿望和冲动从未平息。因为渴望交流，中国曾因信心不足而对西方艺术肆意拿来，至今难改；因为渴望交流，西方曾为东方主义疯狂，至今未变。如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文化大包容的前行，随着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增加，随着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各国在口口声声号召需要多元化视角来对待外来文明之时，其实更致力于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文化输向他方，抢占话语权，以对世界发号施令。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西的文化现象截然不同：中国依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域，自娱自乐，既不关心建立国际化的艺术语言体系，也不关心如何将他方艺术来讲给自己的观众，有的只是拿来、戏谑、大声鼓吹沿承传统，而不曾变法，让传统在当下变得与众不同；西方曾朝奉过华人艺术家赵无极的艺术，曾出现无数世界级大师，曾如数家珍般地建设着各式各样的艺术理论，将自己的艺术发展条分缕析等等。

　　我的一位朋友在欧洲看过西方艺术发展的陈列展之后，慨叹“艺术的发展就是人的观察方式的转变”，可谓是一语中的。正因为看待艺术的思维不同而导致艺术创作境界不同，正因为讲故事的方式不同而导致中西文化的输出效果不同。于是，千年的文化隔膜的结果剩下的只有陌生。我很喜欢程子帆的一句评说“很多很多的历史留下了一点儿传统，很多很多的传统留下了一点儿品位，很多很多的品位留下了一点儿艺术”。在我看来其中深意有二：一是艺术是民族精神、民族灵魂重要的承载器，是民族的“萧何”；一是漫漫五千年的中国艺术发展至今，如果只是自娱自乐，那必将会遗憾终生。

　　如果艺术家习惯了逃避、习惯了钻研笔墨形式、习惯了只考虑艺术本身而不考虑本国艺术在大文化中的贡献，甚至习惯了“小富即安”的生活而不想再搏击长空，那么中国与世界将永远有差距。我们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将只会流于口号；我们所谈的文化包容将只会名不副实；我们今天谈的“强国梦”也将只会成为企盼。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中国的艺术该如何表现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国的核心价值该如何让世界接受并影响世界等方面上来。抽丝剥茧，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不懂，不懂更不意味着排斥；问题的解决在于要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变成世界的语言体系而被世界看得懂，在于能够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体系重新梳理出属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于能够创造出民族的自信来。

　　让世界看懂首先就要学会话语对接，话语对接不仅表现在要寻找艺术精神上的殊途同归，也表现在艺术对普世价值的表现。艺术因为抽象而显得有些神秘，也因为是视觉语言而显得难以沟通，然而这恰恰成为艺术讲好世界故事的契机。我曾在耶鲁大学看过一个表现墨西哥革命的版画展，当时就想如果将我们中国20世纪的“版画运动”与其对接起来展览，岂不更容易实现两个国度的历史对接、精神对接？还有，再回过头来看八大山人画的眼睛和蒙克的呐喊，如果从表现主义的角度放在一起研究，就可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当时的中国文化是领先还是落后。同样的道理，为了让国人看到这种艺术对接，我今年也重点策划德国表现主义与中国抽象水墨放在一起的展览，种种的目的都要回归到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上去，回到从艺术史的角度将中国文化放到与世界美术的关联中去，以致最后能达成一种共性和共鸣。

　　在我看来，艺术有着普世性，即实现人与上帝沟通的可能性，恰如马丁·布伯所说，其渠道有三：人与人相关联的人生、人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人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三者的归结点就在于感动，正如在一部悲剧、在一场音乐会、在一篇小说中会感动一样。因为艺术作为人的创作，却从不能脱离人的限制，否则艺术无论美、丑，都不会存在令人感动的灵性。例如，被称为行为艺术教母的玛丽娜做了一个与75万人用眼睛进行心灵对话的行为艺术，她是这样说道：“刚开始我很怕进入，因为我怕我的灵魂飞出，然而当行为一旦启动时，我却又是那么的着迷，三个月后有75万人与我进行了眼睛对话，我把我的思想通过眼睛告诉了75万人，甚至纯粹变成了与上帝的对话。”同时，她的这种行为也在唤起人们意识的觉醒，心灵沟通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一种神性，它不分人种、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只因纯粹而感动着每一个人。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如刘再复在《世界末日》中指出人们的思想状态存在着某种末日观：物质替代了精神、工具替代了价值、资本替代了人本；一方面，艺术创作中有很多诱惑和盲目崇拜，有很多困惑和仓促来限制创作的感情；一方面，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势头劲猛下，文化中缺少了文化的科学性分析和理论支撑，那么往往是迎合的多了，思考的少了，喜闻乐见的俗化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就变得模糊化了。如此，又谈何文化对接，谈何艺术的普世价值呢？于是，梳理我们的艺术体系势在必行，梳理世界的艺术体系势在必行，实现理论与创作结合势在必行，用精品力作来讲中国故事势在必行。正如徐悲鸿的艺术变法下实质有着他的《田横五百士》的精神来感动世界，正如塞尚的苹果、莫奈的睡莲、培根的变形人体与赵无极的抽象、中国的“气”哲学有着感官上的相通。可谓是大象无形，变化万千，这就需要艺术家理解、需要参悟、更需要吃进去。

　　这也是我要参悟的。我一直希望我能通过简单的艺术来讲述复杂的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传播给每一个人，这就是我常常所说的“顶天立地”，即要有大的国际视野来重待中国文化，也要深入生活来寻找令人精神感动的深层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变法，从最初起家的连环画到文人画，到史诗性创作，再到近些年的神话故事题材创作，虽然变的是形式，是内容，但是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式：由讲国内故事到讲世界故事。我认为神话故事有着一个国家的精神，因为它是哲学思想的视觉呈现。在我的神话故事下，我希望通过抽象的艺术形式来与西方希腊神话对接起来，以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接。在我的神话故事下，有着对中国传统精神的梳理与表达，以凝成现有的核心价值观而输向世界。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我在神话故事中加入了音乐的旋律和文学的哲思，以使世界观众在欣赏时能够有瞬间的感动，在感动中接受这一文化。所以，当西方一位朋友看到我的绘画时曾评价：“没想到古老的中国样式也能表现出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先不说这个评价如何，至少令我欣慰的是，他看懂了！

　　学会用艺术讲中国故事，不单单是艺术家的事情，也是理论家、艺术史家等众人的事情，这也是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的艺术梦想。学会了讲故事的方法，我想中国的艺术创作会更丰富多彩，中国民众的文化修养会急速提升，而其中的思想、其中的方法、其中的深意会对今后的艺术界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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