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问题作文何以得满分之九大启示

高考问题作文何以得满分之九大启示

　　费滢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文字精彩但偏离题意的作文？这一点我倒一点不奇怪。因为中国中学生，尤其是作文写得好的学生几乎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性太差。从费滢在网上参与的讨论看,她至今也没意识到她泛泛而谈季节之上的感情冷漠,与题目要求的亲疏远近的话题之间有逻辑上的重大差别.写一篇漂亮的文字很多中学生都容易做到，但把一个简单道理讲得条理清楚，所谓作文最优秀的也往往是逻辑混乱，言不及意。这不能怪学生，那些读中文出身的新左派学者几乎个个也都是如此的。中学教育中缺乏起码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训练，是语文教育在禁锢文学形思维之外，最大的弊端。对费滢这样的学生而言，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现行教育体制对文学形思维的禁锢。但片面追求文学性思维的天马行空，包括为费滢这样的考试作文鸣不平，都是一种在语文教育中极度忽视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训练的一种不良倾向。这种倾向近年来似乎越演越烈。这涉及到语文教育和作文教育的根本目标，让中学生学会写文章，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到底是为了培养极个别的文学家和小说家，还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把一件事情叙述清楚，把一个观点表达清晰？学会用语言来思考、观察和分析问题。 不同意王怡的看法。本来我没准备花时间仔细地研判分析此事。鉴于王怡先生对此专文讨论，所以也多说几句，而且我发现这确实与政治理念由某种联系。

　　1、费滢的作文基本没有跑题，可以视为对原题义的一种广义理解：普遍的感情疏远导致对节日的看法和传统大为不同。要求是按话题而不是按寓言的指示，寓言是个体的横向比较，费则是整体的历史比较，符合话题要求。我们得承认规定的话题确实是从寓言衍生出来的，但此话题又确实比寓言更加宽泛。

　　2、从程序着眼，没有证据就应该假定此文不是预先准备的，王文似乎暗示允许作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评分结果多半也是作如此假定才会给出离谱的低分。如此可能纵容预先准备和抄袭，但只有不冤枉人的程序才是真正的好程序。例如无罪推定原则。

　　3、作文的要求就是写出好文章，不是考逻辑推理，那是数理学的内容。文学就是感性的，同样也构成一种能力，理性的文学多半不是文学艺术了。新保守主义主张重视结果和目的，目的就是在限定的条件下发现好文章好的写作人才。程序理性本身在现实世界是软弱的有限的，因此作为评卷人应该具有一种综合平衡的能力，而不能机械刻板地套生硬的规则，明明你发现了好文章，明明这就是作文考试的目的，明明他与命题是合意的，为何否决他呢？典型的程序理性的虚妄。

　　4、正如我前面分析的，从逻辑上说，那种对命题题义刻板的逻辑推演其实是分析判断的一种简单化、狭隘化，该话题应该允许作大尺度跨历史的评价。而从文学性本身来说，文学能力之一就是想象力，从这种角度看，费的文章反而更具创造性，应该加分！失去了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意味着艺术的死亡，不鼓励文学想象力的老师不是好的文学老师。

　　应试作文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金奖得主高考作文只得25分不足为怪。一年前，《现代快报》曾报道过南京金陵中学高二学生费滢滢因《平台》一文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金奖第一名，文章其后又被收进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在学校里，费滢滢的考试作文同样出色，两次模拟考都被老师当作范文。高三时，复旦大学看中她的文学才华，经过严格考核后希望自主招生录取她，但令费滢滢没料到的是，自己今年年高考的作文仅仅得了25分(满分60分)，属于不多见的低分作文。（2003-7-7《现代快报》）费滢滢的这篇“应试作文”到底写成了什么模样，我们不甚清楚，因为这篇报道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把这篇作文同时刊登出来。不过，根据一位熟悉高考评分标准的“名师”的说法，今年的高考作文是要写情感的亲疏与认知的关系，但费滢滢的文章主题是情感与认知，应该说不是绝对切题，但合题；也许，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在高考作文阅卷老师那儿，因为他们与费滢滢并无感情上的联系，也不知道她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费振钟先生的女儿，还又曾经在"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上拿过金奖第一名的，所以，极有可能影响到了他们对费滢滢的应试作文的认知——他们不但不认为其作文切题，也不认为其作文合题，而是认为其作文跑题。假如其作文文字真的“老到、细腻、简洁”的话，这应该是这篇作文仅仅得了25分的唯一解释。对这篇作文到底有没有跑题，作家们的看法显然与高考阅卷老师们相左：作家苏童认为这篇作文不能说是走题，而是作了一番铺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指向了情感对人的认知的影响，是一篇创作型的作文，富于文学性和人文气息；作家叶兆言也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与那些满分作文比较起来毫不逊色，而且更富个性化、文学性，分析文章的主旨，也是契合高考作文要求的，并没有走题。为什么这些作家的看法与阅卷老师们截然相反？我以为，其原因有两个：一，同上所述，与感情的亲疏的有关——因为他们与费滢滢的父亲费振钟先生是同行，可能还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点有可能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定；二，与应试作文与文学创作不是一个概念有关。接下来我想重点谈谈第二点，这就是应试作文与文学创作完全是两回事。就学校语文教学中的作文教学来说，它的重点是在传授一般语文能力——当然不可否认，提高其文学素养也是它的任务之一，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一般也仅限于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一般性文字表达的能力，而非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所以，评价作文的高低、优劣，做教师的往往的侧重于前者而非后者，即便是对高考作文来说，也不例外。而从教师的自身素养来说，许多语文老师对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以及他们对文学的感情，可以说，随着他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间越长，往往也越是淡漠和疏远。他们通常接触到的“文学”仅仅乎限于语文课本上的那些所谓“典范之作”，而与工作之余，翻一翻文学杂志、书籍的，我敢说，寥寥无几。——大学老师或许稍好一些，在中学，绝对如此。所以，看作文，地看是不是扣题，文字表达是不是清楚等，而非看学生的文学细胞，看学生这方面的潜质，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作家中，有几人当年高考作文拿到满分的？这些年来，高考满分作文得主中，又有几人后来在文学方面显示出他们不可多得的才华的？这些，也许与我们那些作家参加高考之时还没有显示出他们的文学才华有关，与那些高考满分作文得主后来没有选择文学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有关，然而，谁又能说，与我们的高考作文与文学创作完全是两回事，二者无法等同无关呢？并且，相对于其他许多初具一定文学才华，富有文学潜质的考生，费滢滢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凭借着她父亲的关系，还可以拿着她的高考作文四处去；还可能凭借她曾获得的“金奖”被大学自主招生，可其他考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所以，作为费滢滢与其父亲大可不必苦着脸大喊冤枉，因为高考这场全国性的“游戏”的规则就是如此；而且我们相信，只要游戏的规则不变，今后自然还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曾经得过金奖，因为父亲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就有特权找几个名家来喊冤枉，如果是平头百姓的子女，又该找谁来打抱不平呢？岂不就更冤了？我认为高考阅卷总的还是公平的。我不同意对这份作文进行重新评判的说法，这就好比当年戈尔和布什竞选总统，几票之差就几票之差，美国人并没有要国人重新投票选举。这才是公平，这就是文明。我认为，如果硬要对这份试卷重新评判，那的认为自已的作文被误判了的考生也应得到同样待遇?重新评判。